晚清時期李鴻章為何選擇兩個庸才當統帥？

古代中國朋黨之爭，最大的詬病是認“奴”不認“才”。腐敗透頂的晚清在這一點上表現得最為突出，北洋水師的全軍覆滅乃至甲午戰爭的完敗亦與黨爭有關。晚清最突出的朋黨之爭，是湘淮黨爭。以李鴻章、左宗棠分別為首的湘淮兩黨，不顧外敵壓境，在窩里斗方面不遺余力，乃至衍生出丁汝昌葉志超無能之輩去前敵“挑大梁”，毀人又毀國。

湘淮黨爭不僅耗去了左宗棠與李鴻章的有限才華，同時，還使得他們在對人才的選拔上賭起氣來。非我族類，不管你才高幾斗，一概不用。世有伯樂，而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世有駑馬無數，而駑馬伯樂亦無數。把不合適的人放在不合適的位置上，不是下屬的錯，而是上司的錯。甲午戰爭中，李鴻章重用的兩個將帥——海軍統帥丁汝昌、陸軍統帥葉志超皆屬無能之輩。丁汝昌在水師提督這個位置上，只確保了一項基本原則：唯李鴻章馬首是瞻。把北洋水師打造成“李家軍”，這個丁汝昌確實做到了，至于其駕馭海戰的能量，卻差在千里之外。

丁汝昌雖為李鴻章器重的干將，但既非經天緯地之才，也非與世界接軌的新一代將官，而只是舊式封建一吏。他早年參加太平軍，當看到太平軍大勢已去的時候，被迫隨隊叛投湘軍，不久改隸淮軍，參與對太平軍和捻軍作戰，官至記名提督。1879年(清光緒五年)，被李鴻章調北洋海防差用。沒有海軍科班出身，沒有正規海上訓練，只因為是“李鴻章的人”，所以淮系丁汝昌從陸軍轉行直接來領導海軍。丁汝昌對李鴻章言聽計從，其依賴之重，達到了沒有主見的程度，哪里還有海軍統帥的半點自信，儼然如李鴻章家丁一般。海軍統帥不求戰功，走的是“人身依附”的升遷之路，北洋海軍在丁汝昌的領導下，其實已經嬗變為一支“家丁部隊”。

在被李鴻章調北洋海防差用之前的近20年從軍生涯里，丁汝昌雖有長江水師的背景，但對于新式海軍的訓練卻是懵然無知。基本上是個“旱鴨子”，“水戰”經歷幾無，何況海戰。在調北洋海防差用后，到甲午戰爭爆發前這段時間，作為清國海軍的前線最高指揮官的丁汝昌是怎么表現自己“才華”的？家奴哲學駕馭下的北洋水師，主要目的是對內自重而非對外防御。故此，丁汝昌平時訓練，完全是在取悅上司眼球，走形式作樣子，戰性沒有，上操場可以，一上戰場就不靈了。

比如北洋水師的射擊演練，軍艦在射擊的時候，靶船不動，結果軍艦量好了距離，按照這個浮標發炮，當然是百發百中。可是戰場上能這么打嗎？再如陣型問題，戰場上千變萬化，平時都事先說，今天演練什么陣型，大家做好準備――這事先你都知道了。可是戰場上，可能就給你發出一個旗語，就一個命令，馬上就變陣了，變成什么樣的陣形根據戰場情況定。平時那樣訓練到戰場上怎么能夠得心應手？所以丁汝昌主持下的北洋水師，在訓練方面平時就缺乏嚴肅性、缺乏實戰性。

“旱鴨子”丁汝昌，指揮北洋水師，基本上是外行管內行。難怪鄧世昌等少壯管帶在《臺灣：1895》里嘆曰：英國有不懂海戰的海軍司令嗎？這樣的海軍司令官，不僅毀了海軍，而且還毀了自己——終為不擅長的工作搭上性命。庸才與氣節無關，雖然丁汝昌在甲午海戰最后時刻吞毒自殺，但仍無法掩蓋他“無能”的庸才本質，海軍需要的是挽狂瀾于既倒的統帥，而不是一死了之的無用之才。選擇丁汝昌，導致海戰之敗，而選擇葉志超，則徹底葬送了朝鮮與東北全境。

中日戰爭爆發前夕，李鴻章選擇陸軍統帥上，也頗費思量。那時的陸軍將領中，不乏能征慣戰的老將，但是李鴻章最終選擇的卻是葉志超。靠“口才”贏得勝利，扯謊與對主子絕對服從——這就是葉志超的“大才”。葉是官場中的典型人物，膽小如鼠，視錢如命，又無聲望，但同樣是因為出身“淮系”，所以被李鴻章視為嫡系。不斷地委“小才”以“大用”。鼠輩葉志超竟坐上了陸軍“總統”的寶座，但是蠢才的官職可以直線提升，才能卻無法瞬間上升。葉志超帶領的手下，個個都是官僚坯子，除了吸食鴉片外，戰時每天都擺酒歡宴，既不體恤士兵，也不理會逼面而來的大敵，他們篤信“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官場哲學。

平壤之戰前，葉志超小妾寫給葉志超一封信，勸他多為家里的妻妾想想，于是本非人杰的他，在平壤之戰的緊急關頭棄城逃走。丁汝昌葉志超乃庸才，實屬無能之輩，在這一點上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早就看在眼里提醒于口，但是李鴻章思來想去還是重用了他們，就是因為他們出身“淮系”，是自己的人，由此奠定了北洋水師的內耗基調。

丁本人不諳海軍事物，可他屬下各艦管帶中大多出身于左宗棠、沈葆楨創辦的馬尾船政學堂畢業生。部分靠人身依附上來的海軍將領，雖然很聽“丁軍門”的話，但亦步亦趨的他們，盤算的是“站隊”而非“打仗”，哪里有能力對抗虎狼之師日本的侵襲？黨爭，內斗，制肘，腐敗，可惜了重金買來的戰艦，可嘆那么一群海陸統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