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為何會“冤枉”親信鄧文儀的貪腐？
蔣介石安返后幾個星期里，南京城里就有人大肆蜚短流長，造謠誹謗。在報上散布謠言，認為主戰的各派發動陸、空圍攻西安，動機是想迫使張、楊兩人危害領袖，圖謀少數人升官發財。父親、賀衷寒、何應欽的個人動機，更是受到眾多的指責和質問。
蔣介石知悉力行社及中央何應欽等轟炸西安、討伐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活動。對各方向賀衷寒、何應欽陰謀利己的指控，蔣介石并不以為奇怪，因為他也認為賀衷寒和何應欽一直有很大的野心。不久賀衷寒就被派赴歐洲考察，等于是變相的免職、放逐。何應欽則從此一直與蔣夫人不和。因為夫人求他不可輕舉妄動時，據說何應欽這么回答過：“你一個婦道人家懂得什么，只知道救丈夫……”顯然她和蔣介石談過這些。蔣夫人曾寫了一份二十六頁的報告，細述那時她和官方的交往，不過這份報告并沒有公開發表。
蔣介石顯然對力行社在事變中的表現很不滿。他在返京后第二天，就下手令停辦《中國日報》，這是力行社總社在南京的主要報紙。據說《中國日報》用“脫險返京”的標題登載蔣介石回到南京的消息，而《中央日報》則用“張學良恭送回京”作為標題;前者顯然不恭，有失對領袖的崇敬。《中國日報》在事變中或許有嚴重失當之處，但“脫險返京”卻是個事實。另外蔣介石也將力行社幾個社員貶職，甚至禁閉。其實，在事變之初，蔣介石實際上是主張討伐張學良和楊虎城的。這點可以從黃仁霖的回憶見其初衷。黃仁霖曾于十二月十五日赴西安晉見蔣介石，蔣介石當時曾寫了一封信要他帶回南京。黃仁霖說：“他寫了信，然后又對我讀信，等于是命令中央政府軍隊向西安進攻，如果‘叛軍’不把他在三 天之內送回南京，即使要踏過他的尸體前進，也在所不惜”。可是，張學良扣留了黃仁霖，這信沒能被帶出。力行社動用武力營救領袖，雖有越軌之處，但主要仍是出自于對蔣介石的忠誠及對他安全的關切，認為運用軍事壓力，可能逼張學良釋放蔣介石。而即使是動用武力，也只限于豫、陜兩地，全國秩序都很安定。不管怎么說，蔣介石的確是安然脫險了。
多年來，蔣介石對父親的絕對忠誠，是非常明了和信任的，也知道父親從來沒有過野心或詭計多端。但蔣介石不滿意父親擅自調遣軍隊，也不滿力行社太過擅行獨立。不過他并沒有馬上要父親辭職，還接見過父親兩次，囑咐他與陳立夫私下商量如何改組力行社。突然間，在事變兩個月后，盛怒的蔣介石召見父親，厲聲責備他在事變期間的貪污不軌。這真是禍從天降！父親結結巴巴地問道：“我究竟做了什么事使校長這樣生氣？”
蔣介石吼道：“你竟敢利用西安事變，盜用二十萬元力行社的公款！”他說特務處控告父親有兩項貪污亂用經費的嫌疑：第一是在事變中，用盡了力行社總社二十余萬元的存款;第二是用任武官時的經費，在南京蓋了一幢大房子。
父親想不到竟會受到這樣的冤屈，恐慌地辯訴說，在事變中派了數十人到各省聯絡，安定民心，才花光這筆存款。至于建一棟小房子，是用自己和妻子的多年積蓄;而且蓋房子的計劃是在做武官以前就定下的。父親并提起在自己協助寫成的《三民主義力行社社章》里明文規定，每個人所有財產的增加，都須出于資薪等正當途徑，貪污兩百元以上即可判坐牢，超過五百元則可處死。父親說：“可能有些官員、干部巧用各種方式去逃避這項規定。但是我不屑也沒膽量做這些勾當，更不會明知故犯。”接著又申辯說：“特務的控告，顯然是共產黨或力行社的仇敵制造的假情報，以借刀殺人的手段，毀滅革命領導干部。”
可是，這次蔣介石拒絕接受父親的辯解及重新調查的要求，并憤怒地告訴父親，撤銷了他所有的官職。力行社書記長的位置，由戴笠的副手鄭介民接任。父親簡直不敢相信，領袖會做出這樣的決定，他感到憤懣、失望和哀傷。領袖竟會相信敵人和內部派系的誹謗、誣告，進而剝奪他的職位、名譽，及兩人多年的情誼。這情況像是幾年前南昌航空署火燒飛機事件。在無可奈何之下，父親只好辭去他的各種職務，包括新生活運動總會副主任干事的職務。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美國駐華大使詹生(Nelson Johnson)曾寫到他與傳教士雪仆(George Shepard)的談話：“在西安事變發生后，蔣夫人即召這位傳教士到她的身邊協助處理事務。雪仆在此后數日中，發現了在南京有人想借轟炸西安、而事實上是要毀滅委員長的陰謀。他甚驚訝的是，此一陰謀為新生活運動中的一位鄧將軍所發起，此位鄧將軍組織了一批在德國和意大利受訓，且同情法西斯的青年軍官。鄧氏派人到全國各地準備發動政變，而且擁立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將軍 為獨裁者，因為他較易被控制。”
蔣介石顯然為周遭對父親各類的指責和讒言動了真火，之后，每當有人提到“鄧文儀”，蔣介石都會發怒。以至于父親的高職朋友們都不敢為他講情。不久后，蔣介石就解散了力行社和復興社。父親丟失了所有的職務，悲從中來，不知這些一而再、莫須有的夢魘，何時才會結束？
祖父殉難悲慟欲絕
不幸地，父親的問題立即有了回應。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一幫土匪可能聽到父親近來發了財，于是綁架了在湖南醴陵家中的袓父，把他劫持到江西萬載縣的深山里，傳言要父親在五天之內準備好一萬元前往贖回肉票。剛遭受貪污、不軌等罪名而遭解職的侮辱，現在又面臨著祖父死亡的威脅！父親哪里會有一萬元？他慌張地四處張羅，一個星期后，才勉強湊足三千元;請托三位親戚前往江西扣留人質的深山里與綁匪接觸。湖南省政府何主席得知消息后，表示愿意相助，允諾將在短期內匯款萬元，可是已經太遲了！派去的人一時找不到線索，兩個星期后，有人報信到家，在離家三百里路的江西安福縣的森林里，發現祖父的尸體，被綁匪砍殺了九刀，血肉模糊，死狀極為凄慘！已在當地用木板草草裝殮，只等父親重新處理善后。接到這噩耗，有如晴天霹靂！父親昏倒了。
蘇醒過來后，他想到自己能夠參與營救領袖西安蒙難脫險，卻沒法子拯救自己的父親，悲憤填膺。父親向附近駐軍求援，駐軍中有許多中高級軍官都是父親的朋友。他們知悉后，就努力追剿土匪，很快地，幾十個匪徒全被擊斃或俘獲。附近的其他散匪也被肅清，為地方帶來安寧。祖父出殯那天，親友鄰居前來悼祭、送葬的約有千人以上。正當父親黯然神傷時，他接到蔣介石當時的侍從秘書——好友蕭化之(蕭贊育)的來信，信中提道：領袖在干部會議中批評父親和酆悌，說兩人一向都很廉潔，尤其是鄧文儀，歷任重要工作，都能刻苦、清廉。但自從擔任駐外武官之后，就貪污起來了。并且說父親蓋了洋房，當了財神，家人被土匪綁票就是貪污的明證。同時也責備鄭介民同志處事不當。
實際上，父親在他工作生涯中，對金錢一向不在意，更不會刻意求財。當然他有時也的確太隨便了，以至于浪費公款。在職務范圍和職權內，他覺得為公家做事，用公家的錢，是理所當然之事，只要不是落入自己的腰包里，多用一點錢，無可厚非。例如用公家的錢去上海和外地休閑娛樂;在武官任上，隨意花用特別費;出國買不到飛機票，就訂購一架小專機;回到南京述職時，給幾位好友的夫人，每人一個鉆石戒指等等。然而，根據力行社不能聚財的規定，父親確實從不斂財，家里私有財產很少。而且公家的錢不夠用時，就算貼上自家的錢也無所謂。家庭用度全靠母親精打細算，并從他的薪水里省點錢，積蓄下來蓋房子。
美國和中國的貪污觀
燕京大學創始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是國府遷臺前的最后一任美國駐華大使，他曾對美國和中國的貪污及道德水平，做過很透徹的分析。他說：“在美國被認為是貪污的行為，在中國常常是合情合理的。在中國，一個官員經常隨意用公款，因為他覺得親友們幫他當上官員，不和親友分享利益、權利是不義的。如果他不回報親友們為他的成就所做的努力和犧牲，他就是沒有義氣和品格。他應該為他的親友盡責任和義務。”
顯然父親覺得在自己職務可以使用公家錢款的范圍內，自己的費用，及對親友的小小施與，不能算是像孔祥熙、宋子文那種銀行家、經濟家，以貪污手段，私自擴大家產。因為這種想法，讓他對于下屬使用公款方面也放得很寬，多用一些錢，在他看來并不是貪污。在痛苦不堪的心情下，父親日夜苦思，終于回了一封信給蕭化之，說明：“原來力行社總社的二十余萬存款所以花盡，是用在事變中派遣數十人到各省聯絡、穩定社會局面，用作差旅費和其他經費支出。我在南京中北門外造了一幢房子，僅有六間房屋，還是租的新村土地。建筑費三千元，是妻子省吃儉用存下來的。至于家父被匪綁架，實是有人以綁架勒索萬元為名，對我行政治謀殺之實。如果說我貪污，為什么我連營救父親的一萬元贖款都無法籌付呢？由此足以證明我非貪污富有。
聽聞酆悌、鄭介民兩位同志亦遭誹謗冤屈，慨嘆一輩精英，先后蒙冤受辱，而不安于位，不久于位，誠堪為革命前途悲痛！”蕭化之感念以前他生病時、父母親對他的關心照顧，終于找了一個機會，把這封信親手呈給蔣介石，同時對蔣介石懇言父親不可能貪污。蕭化之后來對父親描述當時的情景：蔣介石戴上眼鏡，慢慢地看完那封信，也不講話，然后嘆了一口氣。看來，這封信是起了點作用，尤其是“連營救父親的一萬元贖款都無法籌付”，應當是有力的證據。雖然父親對自己的辯護合情合理，但各界對他長年來不斷地進行控訴，還是有分量的。此后多年，盡管蔣介石對父親仍繼續有褒有貶，有升有降，可是原來那種長兄幼弟的情懷，就一去不復返了。父親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當時迅速決定拯救領袖，竟會導致自己被撤職，及力行社遭解散。但父親一生始終以他在西安事變中的表現為榮為傲。
在事變后的耶穌受難日，蔣介石在對全國演說中提到了西安事變，鼓勵罪人悔悟自新，重新做人。可是他忘了蔣夫人囑咐他對手下、部屬要公平的事。夫人曾對蔣介石說過：“你的脾氣不好，對下屬從來不耐心，不仔細交代，你也從來不聽他們的意見，這些真是令我擔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