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獄中題壁》詩之謎 可能為梁啟超所篡改

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幽禁光緒皇帝于南海瀛臺，宣布自己臨朝訓政。同時，命榮祿派兵搜捕維新黨人。譚嗣同等人被捕，被關進刑部北監。獄中，譚嗣同曾題詩一首，史稱《獄中題壁》。然而，這一首詩的真偽至今仍然是樁懸案。

譚嗣同(1865--1898)近代政治家、思想家、詩人。字復生，號壯飛，別署華相眾生、東海褰冥氏、通眉生。湖南瀏陽人。幼年喪母，遭繼母虐待。青少年時代，讀書雖頗廣博而屢試不第，通劍術，好任俠，遍游西北、東南諸省，懷有濟世報國的大志。甲午中日戰后，譚嗣同受到極大的刺激，痛感國家民族的危亡日迫，“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上歐陽中鵠書》)，決然拋棄舊學，探求新學，投身變法活功。一方面融貫儒學、佛學和西學知識以及康有為的學說，撰寫《仁學》，闡述變法理淪;一方面在湖南從事培養實學人才、興辦實業等，以求維新。光緒二十三年(1891)，協助湖南地方當局開設時務學堂。次年初，又與唐才常等在長沙組織南學會，創辦《湘報》，宣傳新學，推動新政，使湖南富有朝氣。七月到京師，任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以為“朝廷毅然變法，國事大有可為”(《致李閏》)。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幽禁光緒皇帝于南海瀛臺，宣布自己臨朝訓政。同時，命榮祿派兵搜捕維新黨人。9月26日，清政府逮捕了譚嗣同等人，將其關進刑部北監。譚嗣同在獄中想起了漢朝的張檢和杜根。張儉因揭發朝中權貴殘害百姓受到陷害，被迫逃亡在外，望門投宿。杜根因勸攝政的鄧太后歸政安帝而受到酷刑。目前維新派的遭遇正與張儉、杜根相似。無論是逃亡還是被囚，都應忍死求生，繼續戰斗下去。同時他又想起了老師康有為和好友王正誼，康有為已外逃，東渡日本。王正誼仍在北京，是江湖名俠，人稱“大刀王五”。譚嗣同把今后事業的希望寄托在他們兩人身上。想到這里，譚嗣同按捺不住自己激動的心情，拾起一塊煤屑，在牢房的墻壁上寫下一首史稱《獄中題壁》的詩。譚嗣同在臨刑前大聲朗誦絕命詩：“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戰。”態度從容，慷慨就義，年僅三十三歲。

譚嗣同《獄中題壁》詩最早見于梁啟超的《譚嗣同傳》，后來又在他的《飲冰室詩話》中提到，詩曰：“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同時，梁啟超還專門為詩添加了按語說：譚瀏陽(譚嗣同)獄中絕筆詩，各報多登之。日本人至譜為樂歌，海宇傳誦，不待述矣。問題是譚嗣同詩中所列舉的人，梁啟超也不得不承認，或許未能知。

關于《獄中題壁》，一種說法認為，這是梁啟超篡改譚嗣同的詩。黃彰健在《論今傳譚嗣同獄中題壁詩曾經梁啟超改易》中首光提出了質疑，認為這一首詩不是譚嗣同的原作，而是梁啟超偽造的。為什么是偽作呢？黃彰健稱，他找到的證據是一本小說，這本小說叫《繡像康梁演義》。這本書出版于1908年，跟譚嗣同犧牲整整十年。這本《演義》描寫到六君子受刑時，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口吟了兩首詩，其中一首是這樣的：“望門投趾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后人論”它與傳下來的獄中詩頗為相近，據此，黃彰健便認為這是譚嗣同的原詩。張建偉在所著的《溫故戊戌年》一書借用了黃彰健的考證。

那為什么黃彰健與張建偉會懷疑梁啟超篡改了譚嗣同的詩呢？二人認為，這首詩泄露了戊戌變法中的一個秘密，因此，筆鋒常帶感情的梁啟超就用他的如椽大筆，用墨水改寫了這首血水寫成的詩篇：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不得不承認，經梁啟超的大手筆一改，仿佛比原詩更加豪邁，但是卻違背了先烈的原意。這一小小的改動就完全遮掩了康有為所代表的維新派曾有武裝奪權的謀劃，沒有了譚嗣同“留將公罪后人論”的坦誠。說白點，黃彰健和張建偉無非認定康梁是所謂的“小人”，譚嗣同的詩泄露了大秘密，所以梁啟超篡改了譚詩。有趣的是，電視劇《走向共和》中也采用了此說，在劇中，康梁師徒的話當場遭到王照的反駁，王照指出，密詔是假的，譚嗣同這一首詩，是經梁啟超修改過的。詩的原稿是：“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后人論。”王照還說，譚嗣同原詩暴露了他們擅自決定包圍頤和園這一“公罪”。

對于這一結淪，傅劍平認為有許多值得推敲的地方，指出，一開始就認定林旭絕命詩是譚嗣同《獄中題壁》詩的原作，其考證和分析就不可能脫出《獄中題壁》詩舊有解說的藩籬，結論自然難以成立。

另一種說法，梁啟超所錄的詩確系譚嗣同的原詩，但部分詞句有所不同。1994年，研究者發現了當年，也就是戊戌年的刑部主事唐烜的日記《留庵日鈔》中記錄有譚嗣同的獄中詩，日記中記道：“二十五日，晴，入署……在署聞同司朱君云：譚逆嗣同被逮后，詩云：望門投宿鄰張儉，忍死須臾待樹根。吾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這里記錄的譚嗣詩獄中詩，除了少數幾個錯字外，與梁啟超在《譚嗣同傳》中引用的詩是一致的。梁啟超為什么能得到譚嗣同的原詩，根據《留庵日鈔》可知，譚詩確實是寫于獄壁之上，所以往來獄卒相互傳送，一時間該詩就不脛而走，據此推測，梁啟超的記錄也是從他人口中得知的。而唐烜則說他所錄的詩是刑部傳抄本，直接來自刑部署內，所以梁啟超篡改說應予推翻。

黃彰健在《留庵日鈔》發現的第二年，即1995年，發表了《論譚嗣同獄中詩——與孔祥吉先生商榷》一文，承認：“由唐烜《留庵日鈔》所記，可以證明‘去留肝膽兩昆侖’確系譚詩原文，未經梁啟超改易，可以修正拙說。”只是他認為那首“手擲毆刀仰天笑，留將功罪后人論”也是出自譚嗣同之手，兩首詩實際上一個是草稿一個是定稿，時間先后不同，并沒有人有意篡改，這也算一家之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