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百歲抗戰老兵 率40人敢死隊奇襲日軍指揮部
人物名片 吳尚志，1916年出生，蒼南人，黃埔軍校十六期學員。江西上高戰役期間，率敢死隊突襲日軍指揮部，給日軍以重創。
他是一名百歲抗戰老兵，他的一生充滿傳奇。
他叫吳尚志，蒼南龍港人。在抗日戰爭十大戰役之一，有“抗戰最精彩一戰”之稱的江西上高戰役中，他寫下“誓死保衛神圣土”七字血書，率40余名敢死隊員，突襲日軍指揮部，消滅日軍官兵60余人，立下赫赫戰功。這場突襲，成為上高戰役中最精彩的片段。
他堅毅而果敢，硬氣而柔情。雖然抗戰硝煙已然遠去，但他卻仍對那段歷史記憶猶新。他的述說，仿佛又帶我們回到了那戰火紛飛的歲月，回到了那場驚心動魄的戰役……
率精銳部隊參戰上高
15歲，我還在溫州聯中讀書時，便加入了江南紅軍游擊隊，擔任聯絡員。1935年，我報考了中央軍事學校軍官訓練團。抗戰爆發后，我所在的軍訓班被迫遷往江西，并入黃埔軍校，我成為黃埔軍校三分校第16期第2大隊第18中隊步兵科學員。
1939年底，我從黃埔軍校畢業，被分派到第三軍區的軍訓團。不久后我便當上了軍訓團的督練員，負責教導學員射擊等。在此期間，唐淵到訓練團取經，發現我左右手都能開槍，且槍法很準，便通過第三戰區司令部把我調到國民革命第九十一軍教導團獨立營，擔任少校營長。
上高會戰前夕，九十一軍教導團獨立營奉命改編為第三戰區直屬的教導營。該教導營共800余人，是從各處抽調的精英組成的精銳部隊，并配備了重機槍、輕機槍、迫擊炮、手榴彈等武器裝備，由唐淵擔任營長，我擔任指導員。
1941年3月，江西上高會戰爆發。上高會戰殲滅日軍1.5萬余人，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稱為“抗戰以來最精彩的一戰”。其間，第七十四軍軍長王耀武向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求援，顧祝同下令由我所在的教導營前往支援。
六次擊退日軍猛烈進攻
我們從江西上饒出發，為躲避日軍飛機轟炸，選擇晝伏夜出，每名戰士負重30余斤，每天走100多里路，急行軍7天抵達江西上高，并奉命駐守在一個叫官橋的地方。
進入陣地后，我們不顧疲勞，馬不停蹄地挖戰壕，從上午10點直到次日凌晨4點，防御工事構筑完畢，我們就背靠背地在戰壕里坐下來休息。
沒想到天剛亮，有一個排的日本偵察兵向我們進發。我們按兵不動，等敵人靠近時，再突然投擲手榴彈，打他們個措手不及，消滅日軍40余人。
此后，日軍在飛機、重炮掩護下，先后6次向我方陣地發起猛烈進攻，我們則進行頑強狙擊。在戰斗最激烈的時候，我們和日軍展開了近距離拉鋸戰。由唐淵組織戰士用重機槍、輕機槍、迫擊炮等進行掩護，我帶先頭部隊正面沖鋒。當時，步兵已經和日本人拼起了刺刀，我和先頭帶領的七個軍士被日本人包圍。由于我練過南拳，在進行肉搏時，以一敵多，干掉了好幾個日本人。
這6場仗打了二十幾天，我們成功把日軍擊退，但也付出慘重代價，傷亡300多人。
率敢死隊奇襲日軍指揮部
正在雙方相持不下時，足智多謀的唐淵突然把我叫過去，說他已經派偵察兵打探到敵軍指揮部所在地，距離我們才30多里路。為了給敵人沉重打擊，他制訂了一個組織敢死隊奇襲日軍指揮部的計劃，并準備親自率隊。我就對他說，還是讓我來帶隊吧！你是全員指揮，這么危險的事親自去會對全軍不利。最終，我成功把他說服。
動員大會上，有40多名戰士自愿報名參加敢死隊。我用刀割破左手食指，在紙上寫下“誓死保衛神圣土”七字血書。我的手指上至今留有這個刀疤。其他敢死隊隊員見狀，也都紛紛寫下血書，大家都做好了犧牲的準備。教導營給每人發了一支手槍和一個手榴彈，大家都輕裝上陣。
凌晨0點30分，我帶著敢死隊從陣地出發，微弱的月光下，我們悄悄地靠近敵人的指揮部。它在一個平原上，共有5間房，外面有院子，周圍布滿鐵絲網，且門口有哨兵把守，兩翼不遠處各有一個100多人的連隊負責保護。所以，指揮部的日本軍官高枕無憂，根本沒想到我們會來偷襲。
敢死隊里人才濟濟，我們悄悄繞過外圍警戒連隊，先頭偵察兵用刀干凈利落地干掉了大門口的兩個哨兵，兩名工兵班長緊跟著在鐵絲網上剪出一個足夠三個人同時鉆入的大洞，敢死隊悄悄摸進指揮部大院，又把在房門口的兩個哨兵也干掉了。
我們聽到房內傳來陣陣呼嚕聲。布好陣后，我一聲令下，敢死隊員同時行動，朝房內投擲手榴彈。日本軍官在睡夢中驚醒，大部分人還沒反應過來就已命歸西天，也有個別人拿出武器反抗，被我們用手槍消滅。我隨即下令，迅速撤退。
此次奇襲共擊斃日軍官兵60余人，并擊傷日軍少將指揮官巖永汪，重創日軍指揮核心。但敢死隊也有2人輕傷，1人犧牲。
寧戰死沙場也不愿截肢
凌晨4點，敢死隊回到陣地。唐淵營長看到我們平安回來，十分高興，但得知一名戰友犧牲，卻又哭了起來。隨后，我們為犧牲戰友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哀悼儀式。
早上，天剛蒙蒙亮，日軍便調集榴彈炮部隊，展開瘋狂報復。炮彈像下雨一樣，向我軍陣地傾瀉下來，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么猛烈的攻勢。我身邊一個安徽籍連長，頭部被炮彈擊中，當即尸首異處。還有一個負責文書的戰友，整只腿被炸飛了。
下午，我被榴彈炮炸開的彈片擊中了左小腿。日軍榴彈炮的彈片是含毒的，不久，傷口就發炎腫了起來。由于戰事正緊，我自己進行了簡單包扎后，又繼續抵抗。這場仗打了七天七夜，為顧全大局，我們拒不退兵，誓與陣地共存亡。最后，終于等來了援軍，我們才奉命撤退。此時，原先800人的教導營只剩下100多人。
我由于腿部臃腫，發高燒，被送到后方醫院。醫生檢查后說，彈片有毒，如果不馬上截肢，可能會毒氣攻心，性命難保，并拿著手術單要我簽字。我斷然拒絕了，說截肢了就不能再上前線打仗，作為一名軍人，能犧牲在戰場是一種光榮。
后來，我被轉送至上饒同盟軍醫院，恰好醫院進口了一批盤尼西林。醫生便給我做手術，取出了彈片，并注射盤尼西林控制炎癥。雖然大的彈片取出來了，還有一些細微的彈片無法取出，便一直留在了體內。至今，每逢陰雨天，我的腿部仍隱隱作痛。這也算是我參加上高戰役的一個特殊的“紀念”吧！
顧祝同為我戴上五枚軍功章
因在上高戰役中立下赫赫戰功，我被升為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中校參謀。抗戰勝利后，第三戰區舉行勝利大會，我被授予五枚軍功章，由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親自為我戴上。
之后，我被保送到陸軍大學學習一年。畢業后，我到京滬衛戍司令部擔任參謀主任。在這里，我的最高軍職是京滬衛戍司令部代理參謀長。隨后，我又到中央警官學校高級研修班進修。畢業后，我到上海警察總局工作。
如今，抗戰雖然過去70年了，但那段歷史卻讓我刻骨銘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