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文夕大火” 究竟是誰放的？

隨著電視劇《戰長沙》的熱播，許多人都被其內容之一的“文夕大火”吸去了目光。文夕大火還是二戰中的三大慘案之一，可大火到底是誰下令放的呢？

1940年9月，父親奉調為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兼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干事會書記長。 在這期間，父親與政治部主管宣傳的第三廳廳長郭沫若有過小過節。

其實，在重慶期間，父親一直袒護郭沫若等人。有人要把郭沫若一派文人排擠出去，父親非但沒有這樣做，還在政治部設置一個文化工作委員會，請郭沫若主持，以安置這些左派文人。

父親的用意很明確：“我特意為我們左派文化人建立了一個租界！”父親曾當面和郭沫若說過這句話。他還經常與郭沫若談話，幫助郭沫若解決實際問題。

但是，郭沫若做的一件事情讓父親非常不滿意，沒有理解父親的良苦用心。父親說，到抗日戰爭中期，在重慶的左傾文化人都有對特務的恐懼，昨天說某人失蹤，今天又說某人被捕，他們時刻提防會被逮捕，紛紛向香港、南洋轉移。

為此，父親曾召集文化界人士，發表談話，表示態度，保證他們在重慶不會有危險;同時指出香港、南洋也不是個安全地帶，希望大家勿為謠言所動搖。

父親說這話是從愛護文化人的角度出發，但是郭沫若對父親的講話大加嘲諷。

從香港寄來一份剪報上有郭沫若寫的一篇通訊，上面寫道：“最好每人送飛機票一張，庶使近者悅而遠者來”等諷刺話語。

父親忍不住，當即寫信質問郭沫若：“為什么把我的好意當成壞意？你有意見為什么不和我面談，反而在香港報紙公開諷刺我？我覺得似乎不是友誼的行為！”

后來，郭沫若客氣地回復了父親一封信解釋了一下，父親也就不再和他爭辯什么了。

但是，郭沫若此舉已經深深的影響到了父親對他的觀感，從此以后他們的關系漸漸疏遠了。以至后來，他們之間還發生了關于“長沙大火”的筆戰。

關于這段經歷，我根據父親留下的資料和我聽他說的一些事情說一下大概的輪廓，然后你結合史實加以補充完整。

1938年10月25日，武漢三鎮陷落，長沙暴露在敵人面前，形勢十分危急。武漢陷落前，蔣介石曾命令陳誠焚城，實行焦土抗戰，而陳誠執行不力，蔣介石很生氣，隨即由南岳飛到長沙，召集高級軍事會議。出席者除父親外，還有何應欽、陳誠、白崇禧、馮玉祥、張群、唐生智、熊斌、何成浚、楊森、關麟徵等。蔣介石在會上滔滔不絕地大談焦土抗戰的重要性。

父親還記得蔣介石對他的發問：“敵人來了，你們長沙怎么辦？”

按照蔣介石的意思：“不論糧食器材，凡不能帶走的東西都用火燒掉，這是大家不可忘記的！”

蔣介石把焚城責任交給父親后，隨即飛回南岳。到11月12日上午，父親接到侍從室副主任林蔚打來的長途電話：“奉委座諭，我們對長沙要用焦土政策！”父親說他這時候正在軍管區兵役干部訓練班集合學員點名后訓話。

隨即又接到蔣介石來電：

“限一小時到，長沙張主席。密。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毀，望事前妥密準備，勿誤！中正文侍參。”

父親隨即召集長沙警備司令酆悌、省保安處長徐權，要求他們立即擬出焚城計劃。下午四點左右，酆悌、徐權送來了焚城計劃，父親在核定計劃時還一再叮囑：“第一，必須在我軍由汨羅江撤退后，等待命令開始實施;第二，舉火前必須放空襲警報、緊急警報，待群眾離家后方可執行。”

這一天，父親活動極多，到深夜即13日凌晨二時才入睡。他還沒怎么睡著，就聽見副官王建成來報告說：“城內很多響聲，已經起火。”

父親起床后發現三四處都已經起火了。父親開始電話還打得通，后來就打不通了。

火勢越燒越旺。

原來是警備司令部、警察局和警備二團誤傳日軍已至，倉促放火。這時候，日軍離長沙還有200多里。

況且，長沙周圍駐扎著10多萬國民黨正規部隊嚴防死守，要想突破防線并非易事。所以最高軍事當局雖然在白天下達了準備毀城的文書，但并沒有正式下達毀城的命令。然而謠言卻在長沙城中迅速傳播，說日軍今夜即將入城。

全城人心惶惶。

大火首先從省政府和警察局等重點部門點起，然后點燃學校、醫院等單位，最后挨家挨戶放火，許多人還在夢中已葬身火海。一把大火把綿延幾公里的長沙古城燒為灰燼。據政治部調查：2000多人在火災中死亡，燒傷者不計其數。省政府、省市黨部、高等法院等機關，湖南大學、南華女中、省立長沙高中等學校，湖南省銀行、交通銀行等銀行以及工廠、醫院、民房等建筑物幾乎全部被毀，建筑物完好保存的所剩不多。無論是公有財物還是市民的私有財產，帶出火海的寥寥無幾，損失極其慘重，無法估計。

雖然大量證據證明縱火是下面軍警不遵守規定私自所為，同最高軍事當局和父親等人無關，但父親作為湖南省主席，也負有疏忽的責任。

當時也有人說，這與蔣介石的限一小時到的焚城電文有關。如果沒有電文，父親他們就不會做匆忙的準備。也有人說，如果不焚城的話，日本軍隨時會進攻長沙的，燒了長沙城是保全長沙城。

但是，畢竟，長沙這座名城一夜之間成為瓦礫場，父親內疚心痛不已。父親知道自己應該負責任。內心一直有著沉重的負擔。母親說，父親一直是個做事情提得起放得下的人，但是大火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都變得提不起放不下了。

蔣介石隨即飛來長沙，把警備司令酆悌、警察局長文重孚、警備二團團長徐琨交付軍法審判，隨即槍決，父親則革職留任，辦理善后事宜。

1958年12月號的《人民文學》發表郭沫若的《洪波曲——抗日戰爭回憶錄》，其中第15章關于長沙大火有這樣的描述：

“放火燒長沙，是張治中、潘公展(時任省政府秘書長)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們是想建立一次奇勛，摹仿庫圖索夫的火燒莫斯科，來它一個火燒長沙市。”

“他(張治中)完全是貪圖功名，按照預定計劃行事。他把陳誠(時任戰區司令長官)蒙著了。十二日的當晚甚至扣了陳誠的交通車。他把周公(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蒙著了，竟幾乎使周公葬身火窟。他滿以為敵人在進軍，這樣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標青史，結果是一將功未成而萬骨枯！”

父親看了這些帶有個人攻擊的描述，十分氣憤，一些冤枉話說得太過分、太厲害了。

當初，父親想把問題報告周伯伯，但擔心會使郭沫若認為這是在告他的“御狀”。所以，他就直接寫信給郭沫若了。

后來，周伯伯還是知道了這件事。中央統戰部負責人告訴父親，郭沫若這樣寫不合適，我們要郭改正。

在父親給郭沫若的信中，對郭沫若所寫的許多不實之處一一駁斥：

父親說，11月12日他和陳誠住在一處，焦土的事彼此作過商量，火起時大家都在睡夢中。把周公蒙著了，竟幾乎使周公葬身火窟更是無稽之談。12日晚上他還和周伯伯通過電話，請他13日中午吃飯談話。至于潘公展，更是冤枉也，潘公展任秘書長只一個月，大火前幾天就去了沅陵。

父親給郭沫若的信，是1959年1月7日發出的。1月10日，郭沫若給父親回信：“請您注意那里面的一句話：‘他們的計劃是得到了那位當局的批準的’。那就是說，主要該由蔣介石負責，而你們是執行命令罷了。謝謝您把當時蔣的指令告訴了我，證明我的猜測沒有錯。您不幸是在蔣下邊和潘公展共事，我說：‘放火燒長沙是張治中、潘公展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們想建立一次奇勛……”并不是專指你一個人。”

“《洪波曲》準備出單行本，也將收入《沫若文集》，我想把您的長信作為附錄，想來可以得到您的同意。請賜復。”

父親在收信后的第三天給郭沫若又寫了一封信，信中指出：“您特別強調‘他們的計劃是得到了那位當局的批準的’那句話，并且加以解釋，說是‘主要該由蔣介石負責，而你們是執行命令罷了。謝謝您把當時蔣的指令告訴了我，證明我的猜測沒有錯’。”

父親告訴他：“你的猜測還是錯了。為什么？因為如果是我擬的計劃而蔣加以批準，這就變成我主動而蔣被動了。事實上是蔣主動而我被動的，這顯然有實質上的差別。……你那樣解釋，邏輯上似乎是說不過去的。”

在家里，父親還說《洪波曲》里有許多描述錯誤的地方。

郭沫若于1959年1月18日給父親第二次復信，信中說：“承您同意把您的長信作為附錄，并蒙您進一步指出我的一些錯誤，謹向您表示感謝。您的信實在是寶貴的史料。”

據出版《洪波曲》單行本的百花文藝出版社同志回憶，父親的長信確實準備作為附錄發表，并已轉到了出版社。但后來因為郭沫若直接在文中做了修訂，這信就擱在了原百花文藝出版社社長林吶收存的一部《洪波曲》里。“文革”中，這部存有信的書被造反派抄去，后來書被退回時，信已經不見了。

有一次，郭沫若看到父親，握著他的手說：“真對不起，請恕罪！”算是道歉了。

國強則不敗，歷史教訓是慘痛的，文夕大火在歷史上也是無非割去的一個教訓，愿后人以前人之鑒，書寫美好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