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員開始黨爭 往往意氣用事將正義放一邊
魏晉南北朝時期，選任官吏最重要的一項制度，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九品中正制，亦稱九品官人法。肇始于魏文帝黃初元年(220)，由尚書陳群首倡，其間雖經(jīng)損益，然至隋文帝開皇中才廢止，前后歷經(jīng)凡三百多年，與漢之察舉制、唐宋之科舉制，堪稱選人三大法。陳群的本意是要改良漢之“察舉制”，同時也繼承“察舉制”的做法，唯德才是舉。其法為，州郡設置中正官，擇賢良有識之士擔任，負責考察本州本郡士人，不計門第，但論德才，然后寫成“狀”(即評語)，定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政府擇人按“狀”任用。中正官有權(quán)進退，“其言行修著者，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有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魏志？陳群傳》)。
至曹芳時，司馬懿當權(quán)，在各州設大中正，任用世族豪門，選人一以“家世門第”為準，魏晉南北朝時期之門閥制度遂大行其道，選拔官吏管他才能不才能，只要翻出族譜，出身名門，就有得大官做，由此出現(xiàn)“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高位顯職，雖無世襲之制，亦盡皆為世族子弟所得，因而備受后人詬病。隋唐才來個大反動，推行科舉制，使得貧寒而英俊之士，有得進仕之階。究其實，其罪不在陳群，罪在司馬懿。
然余讀歷史，九品中正制，能行三百多年，并非一無是處，當年那個亂世，一亂好幾百年，禮崩樂壞，道德陵夷，“風教頹失而無典制”，算是很壞的了。然幸而有士人的操持清議，其品評人物，至于一句褒貶，而關乎他人一生的沉浮榮辱，于是士人皆不敢見譏清議，因而起到獎掖風俗的作用。柳詒徵將此情況總括為“紳士政治”。他說，魏晉以降，換皇帝像走馬燈一樣，百姓無所適從，當此之時，士大夫于無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紳士，而操朝廷用人之權(quán)，朝代雖更，而社會之勢力仍固定而不為動搖，豈惟可以激揚清濁，亦所以抵抗君權(quán)。這話很有道理，《日知錄》載：“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寫《三國志》的陳壽，因在家居喪期間，有不合禮數(shù)的舉動，遂沉廢多年。
南朝之齊永明十年(492)，齊司徒參軍蕭琛、范云出使北魏，北魏孝文帝很賞識他們——此二人確值得賞識，當年與蕭衍(梁武帝)、沈約、謝朓、王融、任防、陸倕六人，同在竟陵王蕭子良西邸并游，號稱“竟陵八友”的便是。孝文帝對身邊群臣說，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接過話頭說，東南多好臣，是因其幾乎一年一易其主，江北無好臣，是因其百年才易其主。李元凱是正話反說，意在諷刺蕭琛、范云兩人，或者江南士人的不忠。其實，據(jù)清趙翼在《陔余叢考》中說，“其時國家大權(quán)在紳士，不在君主，故紳士視國家禪代無與于己也(好像與自己沒多大關系)”。如果這一層的東西搞清楚了，也就無須苛責當年士人，難怪南懷瑾先生對五代“不倒翁”馮道贊譽有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