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舉考試并不“八股” 張之洞殿試頻出吐槽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古代的“高考”科舉考試中，所考的內(nèi)容大都以八股文為主。在位于休寧縣中國狀元博物館內(nèi)，珍藏著多份古代科舉考試時的試卷。從試卷的內(nèi)容來看，考生的文章并非傳說中思想僵化的八股文，考試的文章談古論今，無所不包，甚至有的考生觀點新銳犀利：光緒六年休寧籍狀元黃思永在殿試文章中，大談促使官吏清廉可借鑒漢代制度;清末名臣張之洞在殿試時，發(fā)牢騷式地“吐槽”科舉制度選拔人才的弊端……

狀元試卷上對官吏廉潔大加評論

在位于休寧縣的中國狀元博物館內(nèi)，記者見到了這份珍貴的狀元殿試試卷。這份試卷長約1米，寬20厘米，卷面有些殘破，背面用宣紙托裱，用小楷毛筆字書寫，是光緒六年休寧籍狀元黃思永參加殿試時作答的試卷的草稿原件。

據(jù)休寧縣檔案館工作人員介紹，這份試卷時北京大學(xué)教授程道德先生捐贈給中國狀元博物館的。此前屬于皇家秘檔，但清末從皇宮內(nèi)流落到民間，后被程道德教授所收藏，程道德教授收得此試卷時，試卷早已殘破不堪，故宮博物院的專家鑒定認(rèn)定為當(dāng)年殿試時黃思永的殿試草稿卷，并進(jìn)行了修復(fù)。2006年，程教授將這一珍貴的文物捐贈給中國狀元博物館。

在這份試卷中，我們可以看到，黃思永文章的議論中心是如何考察選拔官員，確保官員廉潔奉公。黃思永在試卷中首先論述了歷代用帝王的恩德、程朱理學(xué)的教化來教育官員廉潔的重要性，然后再提到這些道德的感化并不能使所有官員保持廉潔，對于官員要建立一套嚴(yán)密的考察任用制度，用制度來約束官員的行為。甚至他在試卷中對漢代考察官員的方式津津樂道：“唯漢代考察之法最為精密，漢以六條查兩千石，如田宅逾制牟利漁侵諸禁是也……”

八股文只占考試很小一部分

休寧縣地方志辦公室主任汪順生告訴記者，從這份清代狀元的殿試試卷的內(nèi)容來看，根本找不到八股文的影子。因為明清時科舉考試并非考的都是八股文，八股文只是考試的一部分。科舉考試分為鄉(xiāng)試、會試、殿試等等級，除了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之外，其余考試都要考三場，每場三天，一共九天時間。第一場是考八股文，是從四書五經(jīng)里邊選擇材料來出題;第二場考的是官場應(yīng)用文，包括上下往來的公文和案件的司法判文;第三場考策問，類似于現(xiàn)代的議論文，題目會涉及到很具體的國計民生問題，要求考生給出對策和辦法。

考生們從鄉(xiāng)試、會試一路走來，優(yōu)勝者最終會參加皇帝主持的殿試。而殿試明清兩代只考一天，以“熱點話題”為題，進(jìn)行議論，就像現(xiàn)今寫作議論文。

而這位在文章中顯示出宏才大略的狀元郎，最終卻沒能在官場上一展宏圖。汪順生告訴記者，黃思永在獲得狀元的身份后，先后任翰林院修纂、軍機(jī)處章京等小官職，此后又成為一名官商，反而在商場上一帆風(fēng)順。他曾開辦過天津北洋煙草公司、北京愛國煙廠等實業(yè)，后又在清政府商部任職，辛亥革命以后卒于上海。‘

參加科舉考試考生要被“查三代”

在休寧縣的中國狀元博物館內(nèi)，還珍藏著一份同為程道德教授捐贈的、清末名臣張之洞的殿試試卷。

在試卷的開頭張之洞寫道：“臣張之洞二十六歲，直隸天津府南皮縣人，由附生應(yīng)咸豐二年順天鄉(xiāng)試中式，由舉人覺羅官學(xué)教習(xí)。應(yīng)同治二年會試中式，恭應(yīng)殿試，恩科會試中式一百四十一名貢士，保和殿覆試一等第一名，殿試一等第三名，賜進(jìn)士及第。謹(jǐn)將三代腳色開具于后：曾祖怡熊士故仕，祖廷琛士故仕，父锳士故仕。”試卷前，還欽命閱卷大臣的名單，文淵閣大學(xué)士，還有六部尚書的名單。

試卷中將祖上三代的身份標(biāo)明清楚，汪順生介紹，祖上三代如有四類人，不能參加科舉考試，即“戴罪之人、為奴之人、為娼之人、為戲子之人”。而這張考卷中，張之洞將祖父、父親亡故寫明，也是因為他此前因為父親的去世，失去了參加此后會試、殿試的資格。汪順生介紹，早在11年前的咸豐年間，張之洞就已在鄉(xiāng)試?yán)镏辛伺e人。但他的父親去世，他需要返鄉(xiāng)為父親守孝，無法參加考試。而守孝結(jié)束后，兩次會試卻由他的族兄張之萬擔(dān)任主考官的影響，張之洞需要回避，又無法參加考試。

張之洞試卷中盡顯“憤青”本色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張之洞以舉人的身份擔(dān)任了11年小官。同治二年，26歲的張之洞終于在會試中取得了141名、保和殿覆試一甲第一名的成績，有了參加殿試的資格。但因為有11年時間因科舉考試制度的限制被無法“進(jìn)步”，他在殿試時，就像一個“憤青”一樣，將長期淤積在心里對科舉考試的牢騷，發(fā)泄在試卷的文字之間。

他的試卷文章的題目為《得賢才所以治天下，而總論資格科目之得失》。文章中盡是直指科舉時弊的言語：“今日人才之乏，資格太拘，科目太隘……”他甚至建議“多其途，優(yōu)其用，嚴(yán)其限，重其不舉之罰，以利人才”，這樣才能讓人才“奮迅鱗集京師”。張之洞甚至引用雍正皇帝任用非科舉出身的李衛(wèi)、田文鏡等人的例子，來說明不經(jīng)過科舉依舊能夠選拔到優(yōu)秀人才：“世宗憲皇帝時所用李衛(wèi)、田文鏡輩，雖不免駮雜，而皆立功。”最終，張之洞下了結(jié)論：“誠以文法之中，必不足以得非常之士。”

張之洞在參加最高級別的科舉考試之時，居然在文章中大談科舉考試的弊端，很可能會得到“零分試卷”的可能。最終在閱卷時，張之洞的文筆精彩沒有名次靠后，但他的觀點是如此犀利，主考官們只給了他二甲第一名的名次。但慈禧太后卻看到了這份試卷，覺得他是一位可用之才，破例將張之洞的名次向前提升了一位，讓他成了一甲第三名的探花郎，張之洞才幸運地走進(jìn)了紫禁城。

也許是歷史開了一個玩笑，而這位隨后叱咤風(fēng)云的晚清名臣，在上世紀(jì)初極力上書廢除科舉制度，最終讓這個始于隋代的人才選拔制度壽終正寢。這也算是張之洞在當(dāng)年殿試試卷中所抒發(fā)對科舉制度不滿觀點的一個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