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時期京城里的名妓為什么爭著要嫁給太監

太監要打爹：明朝宦官位高權重，但是他們心里，始終藏著深深的自卑，《明史》里就曾記錄這樣一件事：正統年間，宦官于經得到皇帝寵信，一次他爹到北京來看他。按說父子重逢是好事，沒想到于經二話不說，當場下令把他爹脫了褲子一頓打，等著打完了，他又惡狠狠的問他爹：你當年好狠的心，怎么就忍心把你兒子閹了啊。話沒說完，父子倆人抱頭痛哭。

宦官破祖制：明朝建立時，朱元璋親自主持編纂的《大明律》中，關于“剝皮”這個刑罰還有這么一個補充規定：宦官如果娶老婆的話，同樣也要處剝皮之刑。但到了明朝中期，這規矩就給破了。到了明朝中后期，基本上有權勢的宦官，都有相好的女子。這些女子主要都來自京城坊曲里的娼妓。許多妓女一生的盼望，就是可以被宦官看中，然后被他贖出去。之后就可以太太的身份，繼承他的家產，從此苦盡甘來。

士大夫人生：明朝人沈德符在形容嘉靖年間開始，明朝士大夫的人生軌跡的時候，也分為三部曲。首先是科場登第后，第一件事是給自己取個號，比如這個齋那個齋的主人。這樣是為了炒作。

第二件事就是娶小老婆，尤其是那些外地來京應試并得中的士子們，娶小老婆獨愛北京人，主要因為北京人熟門熟路，更能幫自己料理京中事務，甚至還能打通各種關節。

第三件事就是買房，作為一個新登第的官員，如果為官后一年內，你還沒買新宅子，如果你做三年官以上，還沒有外宅，就算你為人再玲瓏，工作成績再突出，照樣在官場上被鄙視。

崇禎年間將領袁崇煥，之所以在皇太極攻北京時，幾乎成了舉國公敵，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清軍在外面燒殺搶掠，搶的地方，基本都是京官們在郊區的外宅，忠心保國的袁崇煥，也就一下子招了所有官恨了。

秀才是真窮：民間俗話，說文人不得志的時候，往往說他們是“窮秀才”，其實相比之下，明初的秀才并不窮，而到了晚明，秀才卻是真窮。

晚明科舉發展的特點，就是高端化與貧富差距化，科考榜上一個名次數字的差別，就是人生的天壤之別。明朝中后期，內閣大學士，都必須要有進士中的甲科資格，而舉人雖然也有做官的機會，卻基本都是不入流的小官，很難躋身高端權力場，而比舉人更低一級的秀才們，卻是更慘了，做官基本是做夢，官府給秀才發放的補助，更是常年數目不改，可社會的物價，卻早已不是當年光景。明初能買塊地的錢，晚明也就能買頓飯。

明初的秀才，按照宋濂《送東陽馬升序》里的說法，國家給予的補貼，維持生活是不成問題的，明末可就不成了。誠如吳敬梓小說《儒林外史》里的說法，晚明秀才的生活出路，基本就是出去做塾師，按照明朝人耿定向的筆記，在當時，一個秀才一年必須要掙到五十兩白銀，才能維持一家人基本生活以及自己求學的費用，而且隨著明朝學官制度的日益腐敗，學官對秀才的盤剝日重，秀才的負擔也日益增加。而鮮明對比是，一個人如果中了進士，哪怕做的是芝麻小官，一年的俸祿加各類灰色收入，至少也有三百兩，相差何其大。

明朝古惑仔：晚明商品經濟發展，社會結構改變，就是閑散人員激增，這些社會閑散人員，在東南地區也有個稱呼——“青手”，即沒有正當職業，平日里受雇于人，靠替人出頭打架為業的團伙。

這個新社會群體，初產生于明朝正德年間，發展壯大于明朝嘉靖年間，到了晚明的時候風氣極盛。這群人的來源，正史上的說法是“無家惡少”，堪稱明朝版的“古惑仔”。

這群古惑仔們日常的工作，除了打架斗毆誆騙錢財外，還介入了晚明的閹黨政治中，從魏忠賢專權開始，閹黨就喜歡在江南收羅打手，用以打擊東林復社等知識分子。甚至在明朝滅亡的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當崇禎殉難的消息傳來后，南京的官民們為崇禎舉行了盛大的祭祀儀式。就在儀式典禮上，復社等士大夫團體起草檄文，痛罵閹黨罪惡，結果閹黨們就雇傭“青手”，毆打在場的復社文人們。

誰知道復社這幫書生也不是吃素的，當場就與青手們開打，這些書生們好多人都習練武藝，打起架來不吃虧，反而把青手們打得落荒而逃。值得一提的是，參加這場斗毆的書生里，就有后來收復臺灣的大英雄，彼時正在南京國子監讀書的鄭成功。書生們的斗毆實力，不是一般的強。

挨打也賺錢：明末的江南“青手”們，除了打人之外，后來還開辟了新職業，因明朝賦稅日重，許多百姓交不起稅，就要挨官府的板子，“青手”們瞅準商機，開設了新公司“打行”，主要的工作，就是替那些沒錢交稅的百姓挨板子，按照挨板子的數量來收費，打一板子二兩白銀，相當于人民幣一千二百塊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