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自縊前最后幾天 明朝文官士大夫丑態百出
公元1644年，甲申三月十六，李自成的大軍大破昌平州，自沙河直逼平子門，北京城危在旦夕。身處禁宮的崇禎帝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一日之間，連續三次召集大臣議事，妄圖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但是大臣的回答就像對他的臨終關懷一樣，蒼白無力，敷衍了事。“輔臣及六部科道等官皆曰無害，藉圣天子威靈，不過坐困幾日，撥云霧見青天耳。退朝之后諸臣言笑自若。”(陳濟生《再生紀略》)。至此崇禎帝已經明白，在這個偌大的北京城里，大概真正關心戰局的，只有他一個人：他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孤家寡人了。但他不知道的是，他一向仰為股肱的這些大臣們，已經商量著如何開門迎接新主了。
據清吳慶坻《蕉廊脞錄》記載，“京官凡有公事，必長班傳單，以一紙列銜名。單到(同意)寫知字。兵部魏提塘，杭州人。是日遇一所識長班亟行，叩其故，于袖中出所傳單，乃中官及文武大臣公約開門迎賊，皆有知字。首名中官則曹化淳，大臣則張縉彥。此事萬斯同面問魏提塘所說。....特此事絕奇，思宗孤立之勢已成，至中官相倡率開門迎敵，可為痛哭者已。”這事真算的上中國歷史上最奇葩的事件之一了。本來是開門投降的丑事，卻還依照做官的慣例，鄭重其事的完成自己做為明大臣的最后一次圈閱批示，其無恥的程度真令后人瞠目結舌。
如果羅列明朝滅亡的原因，士大夫的墮落腐朽，應該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做為讀書人出身的他們，喪失了知識階層應有的品質和人格，他們將忠信孝悌掛在嘴邊，將禮義廉恥寫在紙上，卻把功名利祿放在了心里，把厚顏無恥落實在了行動上。眼看從一個即將沒落的強權中再也獲得不了任何利益，隨即迫不及待的向另一個強權搖尾乞憐。看看這些高官們在李自成進城之后的種種表演吧。
兵部尚書張縉彥“率領文武官員，首倡勸進”，太史項煜“獻金求大拜，以管仲魏征自命”，庶吉士梁兆陽“被賊召見，出語人新主待我甚恭”，庶吉士周鐘“撰勸進表登基詔，獻急下江南策，逢人便說牛老師極為歡賞”，庶吉士魏學廉“獻平浙策，背刺騎驢，為賊驅馳”，周起“掌選得意，對人言宋堂翁待我極好”，國子監丞錢位坤“賊先不用，夤緣赴選，向人言明日我便非凡人”。據說牛金星為了試周鐘的才學，出了題目，讓他寫文章。出的題目竟然是《士臨危授命論》，真不知道這位號為“明代儒宗”的周先生如何下的去筆啊。真是丑態百出，言之令人齒冷。
看來還是崇禎帝有眼光，煤山之上，青幅三尺，了卻殘生，雖然駕崩的有點難看，最起碼眼不見心不煩，不用再看這些臣子們的丑惡表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