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曾盛贊中國科舉制 由知識階層治理

明萬歷年間，利瑪竇在澳門登陸后驚訝地發現，這個古老而遙遠的東方之國原來就是柏拉圖的“理想國”。他告訴西方人一件重大的事實：“他們全國都是由知識階層，也就是一般叫做哲學家的人來治理的。”他還煞有介事地告訴歐洲老鄉，“在中國最終實現這一原則的制度叫做科舉制。”

但這樣一種被利瑪竇贊美的科舉制，卻在1905年廢止，從而使這一年成為新舊中國的分水嶺;它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和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其劃時代的重要性甚至超過辛亥革命;就其現實的和象征性的意義而言，科舉革廢代表著中國已與過去一刀兩斷，這種轉折大致相當于1861年沙俄廢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后不久的廢藩。

廢科舉后才四個月，深諳社會進化和世事變遷的嚴復，便在《論教育與國家之關系》的演說中說：“不佞嘗謂此事乃吾國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異古者之廢封建，開阡陌。造因如此，結果如何，非吾輩淺學微識者所敢妄道。”科舉制才廢除五年，曾以廢除它而自豪的梁啟超就后悔了，轉而稱贊“此法實我先民千年前一大發明”，說廢除科舉是因噎廢食、大錯特錯的一件事。他甚至主張恢復科舉：“吾故悍然曰：復科舉便。”國學大師錢穆也認為廢科舉是件昏頭大錯事。1955年，他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說：“直到晚清，西方人還知采用此制度彌縫他們政黨選舉之偏陷，而我們卻對以往考試制度在歷史上有過一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氣吐棄了，不再重視，抑且不再留絲毫顧惜之余地。

那直是一件可詫怪的事。”他還說：“清末人一意想變法，把此制度也連根拔去。民國以來，政府用人，便全無標準，人事奔競，派系傾軋，結黨營私，偏枯偏榮，種種病象，指不勝屈。不可不說我們把歷史看輕了，認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鑄成大錯。”最欣賞科舉制度的似乎是留居中國的英國人英格爾斯：“也許是他們(指中國)所創造出來的唯一值得保留的制度。”另一位觀察家默德赫斯特評論科舉制說：“該制度是真正值得贊賞和模仿的。”

自隋朝(公元606年)開始，經過整個唐朝的補充和完善，中國建立了一個在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公平、最科學的人才選拔和任用制度，并以此影響著教育和整個社會。科舉制度的創建是中華文明歷史發展的產物，是平民社會向豪門社會爭取平等權利的成功實踐。隋唐科舉的創新意義和價值，是可以與西方的漢穆拉比法典、英國的大憲章、歐洲文藝復興比肩的偉大創造。

“科舉政治”造就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獨特的人格特點。他們把參與國家政治活動看作個人的使命和責任，并以“治國平天下”作為自己的崇高目標。從而逐漸形成了士階層心憂天下、以天下己任的歷史使命感。中華民族得以延續的“秘密武器”之一正是遴選人才的國家考試制度。古代貢院的匾額上往往寫有“為國求賢”的字樣，這與現代國家對人才的認識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士大夫與君王共治天下”的時代與科舉制度一起消亡了。有論者認為，只有把舊制度的魂招回來，我們才知道我們的祖上并不是那么的落后，才知道我們的歷史并不是那么一文不值，才知道我們也可以為人類新時代的制度建設做出相當貢獻。

其實，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幾乎占據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五分之三和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近三分之一的時間，據考證，在漫長的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中，曾產生出700多名狀元，近11萬名進士，數百萬名舉人。隋唐以后，幾乎每一位知識分子都與科舉考試有著不解之緣，都有過科舉生涯，從未參加過科舉考試的是極少數。科舉產生出了一大批善于治國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眾多有杰出貢獻的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詩人、學者、教育家、科學家、外交家等等，通過科舉而施展才華，都是中華民族的英才。

現在關鍵是，1905年廢除了科舉以后，我們舉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