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低等級洋雇員薪水竟是五品官10倍？

在清人所編的《普天忠憤集》卷七中記載：“當世每聞‘洋人’二字，則目為智巧，月俸多至七八百金，少則二三百金。”以當時五品京官(相當于副廳級)為例，俸祿1年80兩銀子，支米80斛，加上恩俸，總共不及200兩，而一個最低等級的洋雇員的薪水也是他的10多倍，這讓本國官員羨慕不已。

羅伯特·赫德，28歲擔任大清海關總稅務司

晚清洋務派熱衷于軍工的現代化，這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其實，不惟軍工上，在其他工商領域，清朝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也聘請了相當數量的洋雇員。

1884年6月18日《申報》發表了《稅務司德璀琳稟總理衙門請開鐵路條陳》一文，積極慫恿清政府造鐵路。文廷式在《知過軒隨筆》中寫道：李鴻章欲設銀行，閻敬銘亦頗為然，惟不欲用洋人。李鴻章云：“若不用洋人，人卻不信你戶部。”可見，在當時，連李鴻章這樣有見識的高官都認為辦銀行一定不能少外國人。再如1909年新疆布政使王樹枏聘用比利時人畢德生在新疆創設郵政郵局等等，晚清所有的先進工商業領域無疑都少不了洋人的影子。

為何晚清常用外國人代表中國辦外交事宜？原因無外乎兩大方面：一是客觀原因，清朝官員不懂近代外交規則，使得談判無法順利進行，只好借助洋人;二是主觀原因，清朝大臣們都把與洋人打交道看作苦差事、累差事，一不小心，吃不了兜著走，一個字“怕”。

1875年任命的出使英國欽差大臣郭嵩燾，最初的使命是為“馬嘉理案件”向英國道歉。郭嵩燾開始也以年老多病不想去，慈禧太后親自召見，他這才勉強接受。同年8月，清廷正式加授他為出使英國大臣，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駐外使節。出國后，郭嵩燾在日記和報告中對西方有些肯定的描述，遭到了國內保守官員的群起攻擊。甚至還有人告發郭嵩燾“崇洋媚外”、“有失國體”，有“私通洋人之嫌”，最后任期未滿就被清政府召回，他的《使西紀程》一書也被禁止發行并毀版。有此先例，故晚清官員對于洋差事，常常是推之唯恐不及。于是，晚清政治最愛用的所謂“以夷制夷”策略就順理成章地用到了外交上，許多外國“替代品”應運而生，最有名的是蒲安臣。

1868年2月出訪的蒲安臣使團是清朝歷史上向海外派遣的第一個肩負外交使命的正式外交使團，負責人卻是個外國人——剛卸任的美國公使蒲安臣，被授予“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的頭銜。為了維護面子，使團成員包括清政府總理衙門的兩名章京，為了平衡列強關系，任命了兩位副團長，一個是英國人柏卓安，一個是法國人德善。使團在歷時兩年八個月的出訪中，訪問了歐美11個國家，領導權完全掌握在蒲安臣手里，他四處包攬交涉、談判事宜，甚至擅自與外國締約，而中國使臣成了點綴品和觀光客。

其實在蒲安臣使團之前，還有個斌椿使團。1866年，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要回英國結婚，總理衙門派前山西襄陵縣知縣斌椿與其子廣英以及鳳儀、德明、彥慧等3名同文館學生，隨赫德赴歐洲觀光游歷，這是晚清中國官員走出國門、游歷海外的第一次嘗試。使團人員在英、法、荷、德等9國游歷了7個月，所寫的游記《乘槎筆記》《航海述奇》等，記錄了晚清官員對歐洲最初的見聞，實際上是赫德借著回家結婚的機會帶著他們到歐洲幾個國家“公費旅游”了一次。

晚清歷史上，英國人赫德極其風光，除了長期擔任海關總稅務司，還曾多次“是中國和英國、法國、葡萄牙等國重大談判的外交代表”。

1894年，天津海關的德國稅務司璀琳為李鴻章所看中，被清廷派遣出使日本商談中日甲午戰爭停戰條件。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正月，美國外交大臣福世德也受清政府聘請，與侍郎張蔭桓等共赴日本商訂停戰合約。可想而知，當時的滿清政府賦予洋人多大的外交權力，把國家存亡都押在了外國人身上。

洋員的待遇相當優厚

晚清乃多事之秋，正逢用人之際，于洋員的政治待遇格外優厚。譬如華爾、戈登、德克碑、漢納根，在本國軍隊中他們都是微不足道的下級軍官，一被清政府聘用后，立即破格提拔為高級軍官，這在當時是普遍現象。再如赫德這個28歲的外國青年，卻掌控了晚清的重要經濟命脈。赫德29歲被授予按察使銜(正三品，相當于副省級)，46歲被授予頭品頂戴，1911年9月病故，清政府追封他為太子太保。他是有清一代官爵最得寵的外國人。

同時，洋雇員是絕對的金領。在清人所編的《普天忠憤集》卷七中記載：“當世每聞‘洋人’二字，則目為智巧，月俸多至七八百金，少則二三百金。”以當時五品京官(相當于副廳級)為例，俸祿1年80兩銀子，支米80斛，加上恩俸，總共不及200兩，而一個最低等級的洋雇員的薪水也是他的10多倍，這讓本國官員羨慕不已。

截止1874年，福州船政局每月的經營費用在5萬兩到8萬兩之間，其中就包括了幾十名法國雇員的薪水1.2萬兩白銀，屬于其中最大的開支項目，而其他2000名中國工人的工資總額約為1萬兩白銀，150名中方管理人員的總薪水額為1200兩。(《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外懸殊如此之大，也難怪老外都愿意來中國打工。

晚清洋雇員薪水拿得最高的是中方短期雇員美國外交大臣福世德，一場談判結束，《馬關條約》簽訂后，清政府“給美員福世德酬勞十五萬圓。”(《東方兵事紀略》)

清朝上下對于洋員的態度

1860年，西方軍隊的火力以及英法軍隊協同清軍守衛上海的情形給清朝當權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人甚至認為，只要有幾艘像英軍那樣的炮艦，一下子就可以拿下太平天國的天京。皇室成員中最“洋化”的恭親王還設想借用外國軍事力量來熄滅國內起義的烽火，但曾國藩等地方大員極力反對。

當時，一批長時間避難上海的江蘇社會名流對于清軍剿滅太平軍缺乏信心，他們說服江蘇巡撫薛煥和上海道臺吳煦向皇帝投遞了“借”洋人軍隊助剿的請愿書，而負責平定太平天國的曾國藩卻對雇傭洋人軍隊心存戒備，他的觀點是利用西方的辦法而不是非得雇傭外國軍隊，譬如他很贊成創辦中國的兵工廠來制造西式武器彈藥。在是否雇傭洋員問題上，李鴻章則把曾國藩信用和舍棄的兩方面都靈活采用了，顯然，他比他的老師更講求實用，更務實。

據李伯元的《南亭筆記》卷十六記載：張之洞的下屬有時一天都難見到他，而對于洋雇員則恰好相反。外國人跟張之洞相約3點鐘見面，他兩點半就在餐廳等候，即便很困倦也硬撐著，對待外國人可謂誠意十足。

“何人能屆橫流決，今日真憐大廈傾”。文廷式在1900年發出了如此感慨。雖然清朝上下搞了洋務，也雇用了眾多外國人，但清朝這個龐大的軀體已腐爛不堪，回天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