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墓者誅 歷朝歷代如何嚴厲懲治挖墳掘墓？

中國禮制傳統對于墓葬是明確予以保護的。在宗法制長期有規范性影響的中國傳統社會，保護冢墓，久已成為一種道德行為的準則。禁止盜墓的法律，在先秦已經出現。唐代法律包括制裁盜墓行為的內容。在唐代，“開劫墳墓”與“十惡忤逆、官典犯贓、故意殺人、合造毒藥、放火持仗”以及“關連”、“逆黨”等同樣，被列為最嚴重的罪等之一，是州府一級地方司法機構不能夠判決的。

盜墓，是淵源古遠的社會文化現象。盜墓現象的發生，與人們隨葬生活消費品乃至發展為厚葬的情形有關。盜墓行為的最基本的動機是劫奪財產，即“物利”的追求;也有出自復仇心理或認為墓葬物品有“厭勝”等功能。此外，

還有其他復雜的社會文化因素。盜墓有諸種形式，有民間自發的盜墓，也有軍政權勢集團組織的盜墓。在中國古代，盜墓曾經成為一些地域的普遍風習，成為一些家族的營生手段，一些社會集團的行業。盜墓和反盜墓，是中國古代影響喪葬制度和喪葬習俗的重要因素。中國歷代盜墓及其相關現象又涉及中國人傳統死生觀、道德觀、價值觀等精神生活形態基本內涵的演變，因而由此也可以透見中國文化的若干隱奧。現今社會空前嚴重的盜墓現象與文物流失情況，不僅嚴重干擾和破壞了墓葬中珍貴的歷史文化信息的保護和采集，也影響了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這種社會弊病，有它的歷史淵源，而歷代的反盜墓也有相應的法律和制度，回顧它們，對恢復良好的傳統道德、建立完善的文物保護措施不無裨益。

中國禮制傳統對于墓葬是明確予以保護的。周武王滅商后，即“封比干之墓”，因此取得了“殷民大悅”的政治效應(《史記·殷本紀》)。漢初對嶺南割據者趙佗家族墓葬的保護，也成為漢王朝對南越國外交成功的重要因素。春秋時期“齊師入魯，修柳下惠之墓”(《晉書·元帝紀》)、西漢初年“漢祖祭信陵之墳”(《晉書·慕容德載記》)、西晉初年鐘會“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三國志·魏書·鐘會傳》)。這些行為都透露出開明的執政者順應文化傳統與附和民眾心態的思路。唐太宗貞觀四年(630)九月曾下詔：“禁芻牧于古明君、賢臣、烈士之墓者。”表明對這類墓葬的保護幾乎無微不至，已經成為一種禮俗。

中國古代社會，墳墓的保護狀態往往影響民心和士氣，素為社會各階層所重視。《史記》記載了許多因本國墓葬被敵方控制或毀壞造成的重大影響。如韓國先王墓葬所在地平陽(今山西臨汾市西南)距秦地僅70里，韓國恐懼秦人的破壞，不得不俯首稱臣。又如在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將白起攻下楚郢都，燒其先王墓夷陵，導致楚人喪失斗志。在燕齊兩國的戰爭中，田單據孤城即墨抗戰，曾經用計宣稱：“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為寒心。”于是，“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這是因破壞宗族墳墓，反而激起對方斗志的一例，同樣也可以說明先人冢墓在人們心中的地位。史書還有不少因家庭墓葬遭破壞，士大夫因而辭官的事例：如《晉書·華譚傳》記載，西晉時，“素以才學為東土所推”的秀異之士華譚，曾以父墓毀而去官;《晉書·何充傳》記載會稽內史何充“以墓被發去郡”。《舊唐書》等史籍中也有同樣的事例，如唐宣宗時東都留守柳仲郢因“盜發先人冢”，于是棄官回鄉。

中國傳統農耕社會中，生者之居和死者之居往往相近相安。白居易《朱陳村》詩寫道：“死者不遠葬，墳墓多繞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墳墓，曾經是能夠長久寄托親情的象征。墳墓，有時又被認為具有某種能夠預示宗族盛衰的神秘作用。歷史上還多有“兵革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事(《宋史·孝義列傳·姚宗明》)。墳墓成為凝聚宗族情感的一種文化標志。對于祖國、對于故土的忠愛之心，有時首先直接體現為對于家族墳墓的眷念。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金人犯淮寧，地方長官向子韶鼓動士民抗敵時，就曾經大聲疾呼：“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宋史·忠義列傳二·向子韶》)

在宗法制長期有規范性影響的中國傳統社會，保護冢墓，久已成為一種道德行為的準則。唐詩所謂“耕地誡侵連冢土”(杜荀鶴：《題覺禪和》)，表明這種道德規范也對處于社會底層的勞動者形成了約束。

禁止盜墓的法律，在先秦已經出現。如《呂氏春秋·節喪》中寫道，厚葬形成風習，于是“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而自然會因此誘發“奸人”盜墓行為，“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可知當時對于盜墓，已經有“以嚴威重罪禁之”的懲罰措施。漢代嚴禁盜墓的法律，也見諸史籍。《淮南子·氾論》寫道：“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據說往往“立秋之后，司寇之徒繼踵于門，而死市之人血流于路”，可知執法是嚴格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盜律》規定，“盜發冢”與傷人致殘、訛詐、殺人及拐賣人口等同罪，都應處以磔刑。

《太平御覽》卷五五九引《漢趙記》曾記載了一位名叫張盧的男子在死后二十七日，有盜發掘其墓，張盧竟然蘇醒的故事。說張盧復活后詢問盜墓者姓名，郡縣行政長官以為盜墓行為雖然原本屬于“奸軌”，但是“(張)盧復由之而生，不能決。”豫州牧呼延謨將這一案情報告給皇帝，皇帝下詔說：“以其意惡功善，論笞三百，不齒終身。”盜墓行為原本應當嚴懲，只是張盧因此意外復生，才使得斷案具有了復雜性。有的法律史學者將這些資料看作當時有制裁“發墓”的法令的例證。《魏書·高宗紀》也記載，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太安四年(458)冬十月，“北巡，至陰山，有故冢毀廢，詔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歸仁。自今有穿毀墳隴者斬之。’”這也是“穿毀”冢墓已經被法令嚴厲禁止的證明。

唐代法律包括制裁盜墓行為的內容。它明確規定：各種盜掘墓葬者，罰處勞役，流放遠方;已經打開棺槨的，處以絞刑;盜掘然而尚未至于棺槨的，判處徒刑三年。其墓葬已被破壞以及尚未殯葬而盜損其尸柩的，判處徒刑二年半;盜取死者衣服者，罪減一等;盜墓取中器物、磚、版者，與一般盜竊罪同樣處罰。對于真正的“發冢”，處置是十分嚴厲的。同類罪罰，“刑名輕重，粲然有別”，反映了有關法律經多年實踐檢驗而日臻成熟。對于冢墓、棺槨、尸身造成毀傷的行為都有不同的處罰條文。甚至是損害陵園墓塋內草木的行為，都要處以徒二年和杖一百刑罰(《唐律疏議》)。

在唐代，“開劫墳墓”與“十惡忤逆、官典犯贓、故意殺人、合造毒藥、放火持仗”以及“關連”、“逆黨”等同樣，被列為最嚴重的罪等之一，是州府一級地方司法機構不能夠判決的。據《舊唐書·懿宗紀》記載，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六月戊戌日頒布的詔書中，有關于司法的內容，要求京城及各地關押的全部囚徒中“除十惡忤逆、官典犯贓、故意殺人、合造毒藥、放火持仗、開劫墳墓及關連徐州逆黨外”，應甄別罪行輕重，酌情盡快釋放，不再囚禁。兩年之后，唐懿宗又有“慎恤刑獄”之舉，但對于“十惡忤逆、故意殺人、合造毒藥、持仗行劫、開發墳墓”則不能“疏理釋放”。又過了兩年，唐懿宗因佛骨至京，再次宣布減免天下刑囚罪等，“京畿及天下州府見禁囚徒，除十惡忤逆、故意殺人、官典犯贓、合造毒藥、放火持仗、開劫墳墓外，余罪輕重節紀遞減一等。”可見，即使在逢遇特殊慶典盛事，每有減罪赦刑時，“開劫墳墓”作為重罪，也不在其列。

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對盜墓的嚴厲打擊，比漢人政權有過之而無不及。《金史·太宗紀》記載天會二年(1124)，“二月，詔有盜發遼陵者，罪死。”對盜掘遼朝帝陵者予以嚴懲的命令著于《金史》帝紀，說明當時最高執政者態度之嚴峻。《金史·刑志》又記載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尚書省上奏，“盜有發冢者”，金世宗說：連功臣墳墓也有遭遇盜掘者，這是因為沒有“告捕之賞”，所以犯罪者肆無忌憚。“自今告得實者量與給賞。”與刑罰結合的告密制度的建立，是為了切實有效地懲治盜墓行為。

在元代的法律中，有關于“發冢開棺傷尸，內應流者”，“杖一百七，發肇州屯種”等條文。《元史·刑法志一》規定：官民人等但犯“發冢”之罪也是與“強竊盜賊”、制造假幣、劫掠拐賣人口以及“放火、犯奸”等“諸死罪”同樣處罰的。《元史·刑法志三》“大惡”條又有這樣的內容：子孫輩“或因貧困，或信巫覡說誘，發掘祖宗墳墓，盜其財物，賣其塋地者”，按照情節輕重斷罪。“移棄尸骸，不為祭祀者”，情同“惡逆”。如“為首同他盜發掘祖宗墳墓，盜取財物者”，也以“惡逆”論處，即使“遇大赦”免罪，仍要“刺字徙遠方屯種”。這是關于“發掘祖宗墳墓，盜其財物”的法令。其罪行予以嚴懲，有維護宗法道德的意義。明列于法律條文，說明民間類似現象是存在的。

歷朝政府除了頒布法律條文嚴厲打擊盜墓之外，各級官員對于盜墓行徑亦不寬貸也反映出社會主流文化對盜墓的痛恨。《太平廣記》有一個題為“奴官冢”的故事，說縣有后漢“奴官冢”。起初，村人在當地耕作，每至秋收時，墓旁田地往往無故失去禾穗，以致連年歉收。農人苦之，于是夜間觀察，看到四只大鵝從冢中走出，飽食禾穗，農人追逐，即逃入墓冢。村人久已聽說“奴官冢”中埋藏寶物，于是相約開掘。初入墓道，見有鵝，鼓翅擊人，盜墓者以棒反擊之，“皆不復動。乃銅鵝也”。進入前墓室，得寶劍二枚，“其他器物不可識者甚眾。”隨即進入后墓室，“水深，有紫衣人當門立”，阻擊盜墓者。盜墓者群擁而上，紫衣人沖出人群，直奔縣衙，大叫：“賊劫吾墓！”門衛問道：“君墓安在？”回答說：“正奴官冢是也。”縣令使里長到現場，盜墓者全數皆被擒拿。同書又有“嚴安之”的故事：天寶初年，嚴安之任萬年縣捕賊官。一天正午時分，有黃衣中使騎馬直馳入門，傳布命令：城南十里某公主墓，現正被賊人盜劫。令你即刻前往捉捕，不得漏失！嚴安之即領所屬攜兵器前往掩捕。發現六七個盜墓者，正在發掘地洞，已經通達墓道，于是一并擒獲。嚴安之令求傳令中使而不可得，細思前后情態：“賊方開冢，天子何以知之？”后來審問盜墓者，盜墓者答曰：“才開墓，即覺有異，自知必敗。”至第一道墓門，看到有明器敕使模型數件，黃衣騎馬。其中一人持鞭，“狀如走勢，袱頭腳亦如風吹直豎，眉目已來，悉皆飛動。某即知必敗也。”嚴安之回憶所見敕使狀貌，正是墓中隨葬的敕使偶人。故事細節當然基本屬于神異傳說，不能作信史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地方行政管理部門重視對盜墓行為警戒和懲治的情節，這應當是歷史真實的反映。

王士棻為清乾隆時代長期任職刑部的治獄名臣。《清史稿·王士棻傳》中記述了這樣一個案例，邳州民有舅舅訟告甥者，“謂其發母墓，罪殊死。”王士棻疑之，于是認真覆讞。原來外甥是前母之子，舅舅是后母之兄。后母嫌憎長子，舅舅誑之曰：你母親的墓上有蛇跡。外甥與其妻前往視探，舅舅潛藏在墓群中，執之詣縣。王士棻考察得其真情，終于白長子之冤。這是一個可以反映當時社會生活與訴訟制度的實例，而我們所特別關注的，是“發母墓，罪殊死”的情形。《大清律例》二七六“發冢”中，對36種情形分別處罪。其條例計22條，內容亦極詳密，處罰都是嚴厲的。

在民間，無論死者生前的行為如何，入土為安，保證死者不受打擾是民間的共同認識，輿論對盜墓乃至所有破壞墓葬的行為的譴責，是由來已久的。相關現象，也體現出法律對盜墓行為嚴厲懲處的文化背景。

據《新唐書·張弘靖傳》，唐穆宗長慶年間，盧龍節度使張弘靖因安祿山、史思明于此初起反叛，而當地民眾中仍然保留對安、史的崇拜，甚至尊為“二圣”，于是“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然而適得其反，以致“眾滋不悅”，使民意更為傾向安、史而背離朝廷。這正是因為“發墓毀棺”的做法過于極端，與民眾傳統情感習慣不相合的緣故。

北宋慶歷年間，夏竦與石介有怨。石介去世，夏竦卻對宋仁宗暗示石介叛國投契丹，宋仁宗于是遣中使發棺驗之。提點京東刑獄呂居簡當時就提出反對意見：萬一石介確實死去，“是國家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他建議，石介去世一定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如果“召問無異，即令具軍令狀保之”，也可以應對皇帝的詔令。于是廣泛調查知情者，有數百人保證石介已死，“乃免斲棺”。從石介墓得以保全的實例可以知道，即使是貴為天下之尊的皇帝，也不能不顧忌“國家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這樣沉重的輿論壓力。(《宋史·儒林列傳二·石介》)

明代制度“籍產不入塋墓”(《明史·職官志一》)，強調罪責之懲處，是不可以用墓中隨葬財物作為抵償的。這樣的規定，也是保障墓葬不被打擾。

歷代除有法律和制度以保證墓葬安全之外，社會輿論也是一種強有力保障的武器。各個時期的文獻中可以看到不少有關盜墓者遭遇惡報的志怪故事。

例如《異苑》卷七寫道：蒼梧王士燮，漢末死于交趾，埋葬在嶺南邊境，這座墓葬經常濃霧蒙被，屢經動亂，沒有遭到發掘。晉興寧年間，太原人溫放之任刺史，“躬乘騎往開之，還即墜馬而卒。”交趾太守溫放之“乘騎往開”蒼梧王士燮墓，親自指揮盜掘，回程即“墜馬而卒”。這一故事告戒人們盜墓行為的會遭報應。

《博異志》有題為“楊知春”的故事，說開元年間，有盜墓團伙十人發掘一古墓，“發一丈，其冢有四房閣：東房皆兵器，弓矢槍刃之類悉備;南房皆繒彩，中奩隔，皆錦綺，上有牌云：‘周夷王所賜錦三百端。’下一隔，皆金玉器物;西房皆漆器，其新如昨;北房有玉棺，中有玉女，儼然如生。綠發稠直，皓齒編貝，秾纖修短中度，若素畫焉。衣紫帔，繡襪珠履，新香可愛。以手循之，體如暖焉。”盜墓者進入墓室，“各取其錦彩寶物，玉女左手無名指有玉環，賊爭脫之。一賊楊知春者曰：‘何必取此，諸寶已不少。’久不可脫，競以刀斷其指，指中出血，如赤豆汁。(楊)知春曰：‘大不仁。有物不能贖，卒斷其指，痛哉。’”“眾賊出冢”后，憎恨楊知春的勸阻，“共欲殺之”。然而，“一時舉刀，皆不相識，九人自相斫，俱死。”故事所說墓中“有四房閣”的情景，除所謂木簽文字“周夷王所賜錦三百端”可能出于想象外，大多與考古發掘所知墓葬形制及隨葬器物分類放置的情形相符合。故事的主題，是參與盜墓特別是行為過于殘虐者，必定難逃惡報，“一賊楊知春者”之所以“獲存”，正是因為略有惻隱之心，對于盜墓罪行有改悔之意。

周密在《癸辛雜識》中記述僧人楊璉真珈盜掘宋帝王陵，“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方移理宗尸時，允澤在旁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隨覺奇痛，一點起于足心，自此苦足疾，凡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死。”這起重大盜掘事件的發起者天衣寺僧福聞也遭到報應，“天衣聞僧者既得志，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髡之勢，豪奪鄉人之產，后為鄉夫二十余輩俱俟道間，屠而臠之。當時刑法不明，以罪不加眾而決之，各受杖而已。”

朱國楨《涌幢小品》卷六“古墓”條下有這樣的故事：宋人名叫張十五的，園中有古墓，因為家境貧困，發掘墓中財物。夜間聽到有人說：有幾件東西，差點兒被人劫取。張十五第二天又再次盜掘，將銅鏡等隨葬品洗劫一空。于是竟得“瘇毒”之病，每天狂叫“殺人”，直至死去。

袁枚《子不語》卷九有“掘冢奇報”條，說到“以發冢起家”的杭州朱某等人于一枯井側發富人墳，得大石槨，不可開，遂糾同僧人誦咒開槨，于是：“誦咒百余，石槨豁然開”，突然，“中伸一青臂出，長丈許，攫僧入槨，裂而食之，血肉狼藉，骨墜地，琤琤有聲。”朱某與盜墓團伙驚奔四散。第二天前往察視，墳墓全然不見，連那口井也消失了。而寺中確實有一僧人失蹤，人們都知道是朱某喚去。朱某遭到控告，后來“以訟事破家，自縊于獄”。袁枚還寫道：朱某陳述盜墓經歷，說道：“棺中僵尸不一，有紫僵、白僵、綠僵、毛僵之類。”他所經歷的陵墓，有“圈門石戶，廣數丈，中有鐵索，懸金飾朱棺”，以及“朱棺甚大”，“有四銅人如宦官狀，跪而以首承棺，雙手捧之，土花青綠”等情形。

從朱某所陳述經歷，確實堪稱“以發冢起家”的盜墓專家，而最終遭遇惡報，情形也極端悲慘。當然墓中“青臂出，長丈許”的說法，只能是經過夸張渲染的傳聞。以上這些宣揚盜墓遭惡報的傳說之所以盛行，是與社會輿論對盜墓行為的否定分不開的，它與官方法律、宗法制度一起構成了傳統社會打擊盜墓、維護社會人心穩定的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