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錢荒” 袁世凱一連串的救市妙招

大清特色的資本主義，或許是世界上最為糟糕的一種資本主義。當沒有規則的“市場”失靈、沒有規則的“市長”缺位后，一場“錢荒”洶涌而來，信用的堤壩徹底崩潰，流動性泡沫紛紛破滅。一場大規模的“錢荒”，席卷了京津地區。 剛當上疆臣領袖的袁世凱該如何應對？

畸形的“手”

這場“錢荒”，直接起因是義和團-八國聯軍大動亂。

在這場動亂中，義和團、政府軍、八國聯軍等多個武裝集團，在京津地區進行了拉鋸般的屠殺、破壞、劫掠。戰后，僅八國聯軍所劫走的現銀就高達1000余萬兩。火上澆油的是，為在動亂中自保，實力比較雄厚的外資銀行和山西票號，收回了2000萬兩左右的放貸后，不再放出。動亂之外，外貿“出超”也是個重要的原因。

袁世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痛苦地表示：“天津為通商口岸，南北沖衢，向賴外埠商貨輻輳，灌輸出入流轉，雖若貿易繁盛，而實非銀錢積聚之區。其無形之中，早晚隱伏空虛之患”。在他執掌直隸的第一年（1902年），“中國蓋進口貨共值關平銀80，181，683兩，而出口貨只值17，839，063兩。”

銀根如此之緊縮，政局陰晴不定，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終于起作用了。只不過，在這個畸形的局面下，市場那只手也是畸形的——“銀錢帖”泛濫。

所謂“銀錢帖”，類似如今的“本票”，一般由錢莊所發行。其中，以制錢為本位的，叫“錢帖”，以銀為本位的，叫“銀帖”。“銀錢帖”的發行，遠在宋代就開始了，首要目的當然是為了便于流通，解決銀兩、制錢等金屬貨幣攜帶不便的問題，并在金屬貨幣供給不足的時候，發揮“準貨幣”的功能。

大清特色的資本主義，或許是世界上最為糟糕的一種資本主義。戰亂之下，本就羸弱的監管機制徹底失靈。“市場”的失控與“市長”的缺位相互激蕩，一場“錢荒”便隨著“兵荒”洶涌而來，信用的堤壩徹底崩潰，流動性泡沫紛紛破滅。

上海之鑒

在天津“貼水”風潮爆發之前的5年（1897年），上海也曾出現了同樣的問題，并釀成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史稱“貼票風潮”。

“貼票”與“貼水”，本質上都是銀根緊縮、票據信用崩潰的產物。“貼票”，就是“貼錢兌換票據”，其操作流程與如今銀行里的“貼現”正好相反——儲戶在錢莊用較小額存款，換取較大額存單，比如存90兩，但錢莊開100兩的存單，到期可兌換100兩。這其實就是高息攬儲，并且在存款戶頭開立的時候就先支付利息。

出現這一“金融衍生產品”，原因也是“錢荒”，錢莊用這種超常規方式吸收存款。顯然，這種“擊鼓傳花”的游戲，其成功關鍵在于能“傳”下去，錢莊才能將高成本吸納的存款，以更高的利率放貸出去，并能安全收回。

最初的下家形成了相當不錯的市場鏈。大量的鴉片商人通過“貼票”獲得短期貸款，而經營鴉片的暴利，使他們足以承受高額的貸款利息。還有一種優質客戶，就是上海一種新興的賭博——“合會”。

袁世凱救市

在多方因素的推動下，尤其是政府監管的缺位下，天津錢莊濫發“銀錢帖”已經成為經濟毒瘤。

袁世凱在1903年5月1日給中央的緊急報告中，描述道：“承平時，（天津）業錢行者僅百余家，自經庚子之變，地面久未歸還，官吏無從過問。于是奸商恃無限制，乘便逐利，作偽售欺，一時錢業驟增，幾及三百家之多。”國難當頭，本就形同虛設的監管更是無影無蹤，終于令天津也成了“冒險家的樂園”，“奸商”們迎來了他們的黃金時代。

當時的天津，已經到了只要是個公司，就能出具“錢銀貼”的地步，“金融”成為全社會門檻最低的產業。在正規錢莊發行的票據急劇增多的同時，“有若許小錢鋪皆開錢票，過于原本”，更有人“冒充銀號開寫銀元票，乘隙荒閉，各商吃虧甚巨”。貨幣信用體系徹底糜爛，終于成為袁世凱所痛斥的“買空賣空之市面”。

商人“出血”

光緒皇帝沒有任何表態，只是將戶部的報告批轉袁世凱，而這就是表態：別指望中央了。

新式鑄幣機大批量生產出來的銅元，因為有著高達63%以上的鑄幣利潤，而成為財政的新的增長點，全國各地方政府都紛紛上馬鑄幣項目，終于達到了16億枚的年產能，4億中國人人均40枚。連老外們都驚嘆：“中國人要舉其所食五谷，傾其所穿衣物，盡其所居房舍乃至所生子女，都拿來換銅以趕制貨幣嗎？”

僅袁世凱的直隸銀元局，從1902年到1907年的4年多時間內，鑄造的各種銅元，足足有6億8000萬枚；而梁啟超統計，1904~1908年，全國共鑄造了124億2667萬枚銅元。銅元不久后就開始大幅貶值，最高跌幅達到了80%，再度引發物價飛漲，受害最深的就是使用銅元為主的草根階層。

從“錢荒”到“錢澇”，無論是“市場”還是“市長”，最為缺乏的都是“技術”層面的規則建設。但是，當一些人還在努力修補著這艘破舊航船時，另一些人已經不耐煩了，他們要在茫茫大海上破釜沉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