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和三國志哪本書更貼近真實的歷史？
“曲有誤，周郎顧。”——《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引“時人謠曰”的六字民謠，形象地描繪了周瑜從小就“精意于音樂”的天賦，說明周瑜的儒雅氣質與廣博修養。那么，為什么《三國演義》要“貶瑜”，說他“氣量狹小”呢？我們不妨進行一番分析比較。最早完整記載周瑜史實的《三國志》作者陳壽(233—297)本身就是三國時代的人，在蜀漢時期和蜀漢滅亡后，他曾先后擔任著作郎、治書御大史等官職，對“當代歷史”相當熟悉，而且親聞筆錄史實甚多，由于年代相近，故而采事更近真實;
稍后的北魏學者崔浩就曾高度贊揚《三國志》“有古良史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距陳壽僅百余年的裴松之曾為《三國志》作注，“事多審正”——這是裴松之對《三國志》中體現出的求實態度的精辟概括，是對陳壽“不溢美、不隱惡、據實修史”的高度贊揚。
由此可以推斷，《三國志》中的周瑜形象比較忠實(或接近)于歷史人物的真實。而成書于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系公元1330年—1400年間人，比陳壽晚了千余年。他對三國歷史人物的評價，帶有“尊劉抑曹”強烈傾向，這是已延續千百年的封建正統觀念使然。所以，他在創作《三國演義》時，對蜀漢人物(尤其是諸葛亮)大加褒揚贊頌，對曹魏集團人物極力貶斥，對孫吳集團則是有褒有貶。對于周瑜，羅貫中是將他作為孫劉聯盟時期的“障礙”、作為諸葛亮的“陪襯”或“反襯”來寫的，故極力渲染他的“狹隘”一面，甚至虛構周瑜的智拙計窮，以突出諸葛亮的足智多謀。如此貶抑多多，包括說周瑜“氣量狹小”云云，就不足為怪了。當然，他筆下的《三國演義》，畢竟采錄了《三國志》中大量的史實，不過又輯錄了千余年間有關三國人物的大量傳聞軼事、民間說唱、戲曲話本方面的內容，所以民間文學的色彩濃重;再加上他大量的加工塑造與虛構創作，包括移花接木、無中生有、巧妙生發、杜撰想象，所以，便離歷史真實有了相當的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