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愛國文人對大清“國旗”態度不一

到了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李鴻章領銜出使歐美的時候，龍旗已經成為必不可少的儀禮道具：“未初，郵船高揭龍旗及頭等欽差大臣旗，展輪駛出吳淞口。炮臺暨中西各兵艦，亦共鳴炮送行。一縷輪煙，遂指香港海程進發。”首站到了圣彼得堡，“火車甫停，中國駐俄使館中諸隨員，共祗迎于道左。

俄京尹則先就車站高懸國旗，并派樂工及兵士恭待”。可是，李鴻章不住公務旅館，卻住進了一個名叫巴勞輔的富商家。這位富商在他家樓額上，高高掛起一幅李鴻章像，“入其堂，則四壁高懸中國黃龍旗，窗門屏障間皆懸中華文字，又皆吉祥頌禱語。”(蔡爾康等：《李鴻章歷聘歐美記》)且不論李鴻章此行有什么結果，至少說明，至遲到19世紀末期，無論公私場合，龍旗已經被國際社會所普遍認可并使用。

龍旗商用：招徠生意的商業幌子

三角黃龍旗色彩鮮艷、形制特別，很易于辨識。商人大概是最早敏銳地意識到龍旗“無形資產”的一個群體。早在大清國官員自己還沒意識到龍旗的象征意義時，一些販賣中國產品的商人已經開始借用龍旗進行廣告宣傳了。張德彝第一次隨使出訪西方列國時發現。

有些商人為了標識貨品產地，往往懸掛龍旗，以作招徠。同治五年五月十八日(1866年6月30日)，張德彝等人到荷蘭動物園參觀，“園主約飲午酌，忽見一樓上插大清龍旗，即往觀之。樓中多中土暨東洋諸島土產，萬貨云集，無美不備。”(張德彝：《航海述奇》)

本來只是大清水師官用的三角龍旗，放在國外的語境中，被商人這么一借用，馬上發生了結構性的功能轉換，搖身一變為標識產地、區分國別的符號。

1868年，張德彝再次隨使出訪西方列國，在波士頓，有本地官員來迎，先在城內周游，“一路皆插花旗，間有豎中國黃旗者。有舉中國傘者，有搖中土繡花綢緞者，凡有些須華物，無不炫之。沿途人多，竟有騎墻跨脊、攀樹登梯者”。

七月初七(8月24日)至坎布里奇，當地官員來迎，“車過時男子免冠，女子搖巾，群呼慶賀。更有女子擲花車內者，花上系箋書‘慶賀中華’四字。緩行數十里至會堂，堂前掛大清龍旗，高懸匾額，文曰‘慰望慶賀’。”(張德彝：《歐美環游記(再述奇)》)

1888年，駐美公使張蔭桓在接到關于確認四方龍旗作為國旗的咨文后，上了一折《奏請定國旗形式片》。從張的奏章中可以看出，美洲地區的華商很早就開始懸掛龍旗。雖然這種做法不被大清官方認可，但這些華商顯然很能處理關系，每逢節慶，輒高懸龍旗，很給大清國和大清使臣面子。

張蔭桓說，既然現在有了四方龍旗，那就干脆把三角龍旗給那些商人用好了。這一奏折大概起到作用，很快得以實行。其實對于商人來說，關鍵是得有一面方便經商使用和身份認同的旗幟，三角或者四方，對他們并不重要。后來的歷史證明，海外華商直到今天還在許多儀式場合使用三角龍旗。

中國商人也只有在天高皇帝遠的異國他鄉才敢掛掛龍旗，回到國內是斷不敢如此冒失的。因為龍旗本是皇權標志，一般商民不能僭越使用。許多華商進行海外貿易都只能在其他國家注冊，懸掛別人的國旗。1901年，丘逢甲尚在詩中嘆道：“我工我商皆可憐，強弱豈非隨國勢。不然十丈黃龍旗，何嘗我國無公使。彼來待以至優禮，我往竟成反比例。華商半懸他國旗，報關但用橫行字。”

個別商家若能得到最高統治者的賞賜，“恩準”懸掛龍旗從事商貿活動，在當時是一種莫大的榮耀。據王照記載，義和團運動之后第三年，北京城開始有商民使用龍旗，但也是因為與慈禧扯上了點關系。“李家為京北一帶鏢行頭領，富而俠，迎請(太后及皇上)駐蹕其家，任糧草捍衛。

壬寅(1902年)余遇其保鏢之武士于湯山店中，言皇上至李家時，尚身著藍布衫，亦奇觀也。李家鏢車高插黃龍旗，云是太后所賞，是時國內商民尚無插國旗之例，以為異數。”(王照：《方家園雜詠紀事》)從1909年《圖畫日報》上，我們還可以看到這一類廣告龍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