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青天中國版福爾摩斯？但人生卻有點慘不忍睹
民間傳聞，北宋名臣包拯手中的權力非常大，“三口銅鍘”上管君、下管臣，牛得不得了。其實，歷史上根本就沒這回事兒。首先，他當官沒有傳說的那么牛；其次，他手中的行政權力也極其有限。
包拯在民間被尊稱為“包公”或者“包青天”，是執法如山、為民做主的班頭，位極人臣、執掌權衡活判官，據說皇帝曾欽賜給他龍、虎、狗三口銅鍘刀——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朝臣不忠；老百姓就更甭提了，清除幾個市井無賴還用得著開封府費事嗎？單說大人物吧，死在包拯鍘刀底下的有當朝國舅、東床駙馬以及數不盡的貪官污吏，還有自己的親侄子……戲曲里的黑臉包公總像戴著一副大墨鏡，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可使皇家低頭的權力，自然能讓老百姓產生深深的敬畏。也就是說，包公在文化上的象征意義遠遠大于他在正史中的實際作用。畢竟，他讓水深火熱的中國老百姓，模迷糊糊地看到了一點虛無縹緲的生存希望。
給皇帝找個活爸爸，搞“姜太公在此，諸神讓位”，這是中國民間的一大惡作劇。老百姓有根深蒂固的特權思想，總想自己說了算；可憐，出門怕外人，在家怕老婆，一輩子也碰不上個發號施令的機會，于是，清官就成了水深火熱的精神寄托。那是中國人以特權取代特權的童話，也是社會最底層的“人治夢”。他們的意志一經蓋上“開封府”的官印，立刻就騎在了朝廷的脖子上，皇親國戚、文武百官也要跟著喏喏連聲、點頭哈腰；否則，開鍘！老百姓供奉包青天，猶如睜眼瞎盼望黎明，即使包拯借尸還魂了，也沒有平常人什么事兒——畢竟，他是皇上的人。
《宋史》中的包拯并非天天端坐在開封南衙，抬著鍘刀，跟別人過不去，他的功名也是一寸一寸熬上來的。很難想象，皇帝會愚蠢到為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力加一個“緊箍咒”，被外人看管著。尤其趙宋，“不經過流血而誕生的政權”，文臣武將長時間地掌握一種權利，都難逃被猜忌、被掩殺的厄運。作為一名沒有政治背景，單靠進士出身熬上來的普通官吏，他的相翅蟒袍、三口銅鍘都是民間神化的道具。正史對他的評語既不算吝嗇，也不算慷慨；只勾勒了一個正面角色的粗略輪廓：
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
這點兒有限的權力未免令人失望，然而，的確僅此而已。其實，《宋史》也是二道販子，汴梁城里的街談巷議當然也屬于對清官早期的神化過程，包拯惟一能擺到桌面的事實只有一件：開門辦公——打官司的老百姓能“徑造庭下”，同斷獄官吏對話，這在等級森嚴的舊制約束下，已經是天大的恩典了。
說包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都怵頭，憑什么？鍘國舅、宰駙馬、打龍袍、砸鑾架嗎？當然不是，歷史不承認民間附會的部分，盡管改造后的故事極富人格魅力和戲劇性。《續資治通鑒·宋記》講到了包拯最露臉的幾件大事，雖說牽涉權貴，但終究沒鬧到鍘刀見紅的份兒上。第一件，搞水利規劃，拆除勢族違章建筑；第二件，拿兩任“三司使”開刀，由于他的彈劾，這些同僚被弄得丟官罷職、狼狽不堪：
第一件：有權有勢的家族跨著惠民河道修造花園別墅，結果京師發大水，洪水流不出去了，包拯一句話，不管是誰，全給我拆！那些貪圖小便宜兒的就找上門來討損失，有的攥著地券，有的背地里篡改文書，倒霉的是包拯眼里不揉沙子，末了，這些障眼法都露了餡兒，便宜沒找著，還吃了一身的官司。
第二件：有個叫張方平的，曾做過三司使，他在任上的時候，手腳就不干凈，據說有“坐買豪民產”的劣跡，包拯翻出舊帳來，狠狠地劾奏這個家伙一本；后來，宋祁接替張方平的職位，不料，又遭到了包拯的白眼兒和非議。
拆勢族的房子、抓同僚的把柄，盡管包拯擔任御史中丞的角色，怎么說也是捅婁子、討人嫌的差使。其實，他手里并不存在皇帝封贈的“三道銅鍘”，與普通官吏一樣，他只有在御座面前當值聽喝的份兒。倘若皇帝不高興或者發脾氣了，能硬著嘴辯白幾句已經算直言的諍臣了。這樣的言論是要寫進正史的——皇帝、大臣都有面子。
《續資治通鑒》和《宋史》都記載了包拯勸諫仁宗皇帝趙禎“設立儲君”的史實。這是任何帝王都非常敏感的話題，一開始趙禎就抱有敵意，他反唇相譏，幾乎讓臣子沒有再張口的機會；好在包拯并沒有嚇得語塞汗流，皇帝問得刁，回答得更刁；雖說這個場面不如戲臺的表演精彩，包拯卻冒著那個時代的“攖鱗”大罪，為自己的言行公開辯解。真實的歷史中，有幾個敢于同皇帝犟嘴、饒舌、拗脖子？兩部正史都未遺漏這段典故，足見，這是包拯仕途生涯的精彩一筆：
庚戌，以權知開封府包拯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群臣數有言者，未審圣意何久不決？”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為宗廟萬世計耳，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后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讓包拯約束皇帝，是民間一廂情愿的杜撰；把他宣揚為說一不二、左右朝堂的“鷹派”人物，未免夸大了他的影響力。皇帝跟前不只包拯一個大臣，龐大的文官隊伍人才濟濟，他們的才能與學識不存在巨大落差。北宋文壇領袖歐陽修甚至譏諷包拯沒有讀會幾本書，這樣的批評往往被老百姓有意掩蓋、抹殺了。人們情愿相信一個完美無缺的精神偶像——哪怕被修飾得變態、走型。包拯一連鏟除了兩任“三司使”，最后自己取而代之，這種“竊位”的做法自然招人戳脊梁骨。歐陽修則公開挑刺兒，弄得包拯心慌意亂，連上任都不那么理直氣壯了。看來，萬民景仰的“包青天”也有舌頭短的時候。
《宋史》把包拯的晚景描述得落魄孤寂，親戚朋友都讓他得罪遍了，沒人登門，也無人理睬；年逾花甲的包拯，吃穿用度還非常寒酸。官兒沒了，只有對子孫吹胡子瞪眼。他在遺囑里寫道：“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哎，這個倔老頭子，以為自己是灶王爺呢，死了還能管千秋萬代的事兒。何苦操這份閑心呢？或許，這也是他老人家的無奈之處。既然沒有能力“兼濟天下”，也只有最大限度地“獨善其身”了。做清官——可敬，可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