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真東渡軼聞：鑒真東渡日本其實是“偷渡”
鑒真東渡的歷史，放到今天來說，是中日友好交流的一段佳話，不過在真實的歷史情境中，鑒真大和尚跟唐朝另一位光耀千古的佛學大師玄奘一樣，都是“違法犯罪分子”——唐朝是不允許大唐子民擅自走出國門到鄰國串門子的，換而言之，鑒真的東渡其實是“偷渡”，還一“偷”就是六次。
當然，與今天的偷渡犯們不同，鑒真大師的“偷渡”可謂“偷”出了水平，“偷”出了風采，“偷”出了日本后一千年燦爛的文化史。鑒真“偷渡”帶走的，是盛唐文化之海濺出的一粒水滴，日本人小心地將這粒水滴保存了一千年，發出了鉆石般璀璨的光芒。而那曾經浩瀚的大海本身，卻已干涸無跡了。
從發達國家“偷渡”到鄰邦小國
我們的故事從唐天寶元年(公元742年)的揚州開始說起。這年夏天，日本留學僧榮睿和普照造訪了揚州城內最大的寺廟大明寺。懇請該寺方丈鑒真大和尚東渡日本，向日本傳授“真正的佛教”，為日本信徒授戒。
根據歷史記載，當榮睿和普照提出這個要求時，大明寺數百名僧眾“默然無應”——估計是被兩位外國和尚的腦洞大開驚呆了。
要想了解這個請求有多么大膽，有必要先介紹一下當時的歷史情境。
從時間角度講，天寶元年的中國正處在盛世巔峰之上，唐玄宗在天寶之前所用年號，是大名鼎鼎的“開元”。換言之，天寶元年的中國仍在盛世的軌道上行進著，離讓國運由盛轉衰的安史之亂還有十四年的盛世榮華。
從空間角度說，當時揚州是整個帝國東南部的第一大都會。在公元八世紀，這個城市很可能是當時世界上第一大商貿都市。
而從鑒真本人來說，天寶元年時，鑒真五十五歲，有四萬信徒、近千弟子，所謂“江淮之間，獨為化主”，按今天的說法，大概相當于稱雄東南的一代學術界泰斗，已然功成名就，屬于逢年過節要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慰問的那一種。
更不靠譜的是，當時唐朝嚴禁本國老百姓出國——唐朝雖然號稱開放，但依然沒有跳脫中原王朝的重農思維。外國人來做生意、朝貢歡迎，但本國人外出屬于勞動力流失，嚴加禁止。比鑒真早幾十年，有個玄奘法師曾經去了趟天竺，也是沒跟政府打招呼自己偷跑過去(所以西游記里御弟、通關文牒啥的都是子虛烏有，唐朝根本不提供這項服務)。
綜合上述背景，榮睿和普照的這個提議，大體相當于要求美國哈佛某著名教授到索馬里支援科學建設，路費自理，手續沒有，一路艱險，還很可能一去不回。
這么奇葩的請求，當然不可能有人答應——除非那個人有著驚人的信念。但誰也沒想到，在眾弟子的一片冷場中，只聽大師清了清嗓子，當即應承下來。
外來的和尚好“整風”
其實，延請高僧去日本，是圣武天皇行前布置給榮睿和普照兩人的政治任務。在正式拜訪鑒真之前，倆人已經在中國觀察、物色好幾年了。
請個和尚何必如此興師動眾？其實，當時日本人也是被逼得沒辦法了。
日本的佛教，最早是公元六世紀從朝鮮半島傳入的。佛教傳入之前，日本只有個理論和形式都很幼稚的神道教。佛教傳入后立刻在上層引起了轟動。推古朝以后，日本政府規定出家人可以享受各種優惠政策，其中包括免稅。這么一號召，日本老百姓恨不得立刻全都出家。原因是就在同一時期，日本開始學習中國，以班田收授法向農民征稅。于是，出家就成了最受歡迎的避稅手段，甭管是不是真心向佛，都把頭一剃當起和尚來。佛家隊伍壯大了，風氣卻越來越壞，大量動機不純的“出家人”在寺里喝酒吃肉，娶妻生子，與其說是和尚，倒不如說更像混黑社會的“光頭黨”。
面對如此情景，日本朝廷也無甚良法。公然滅佛顯然是打自己的臉，不能干，而整肅紀律也不容易。佛教戒律是修行者自己給自己制定，像吃素這種戒條只有漢傳佛教才有。眼見著賦稅越來越少、光頭黨越混越多，天皇這才痛下決心，要從中國請個精通戒律的狠和尚來，好好整肅一下僧眾紀律，把濫竽充數者趕回家種地交租。鑒真所修習的律宗恰好以持戒甚嚴著稱，所以榮睿和普照才認定鑒真正是他們想引進的人才。
日本這個動機從他們記載鑒真行跡的典籍《唐大和尚東征傳》書名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所謂“東征”，并不是說鑒真率領著一票唐軍打到日本去了，這里的“征”有“正”之意，是說鑒真的到來讓風氣為之一正。這么一說，鑒真東渡對日本來說跟今天的“中央巡視組”有一拼，是到日本“整風”去了。
鑒真的奇幻漂流
鑒真的信念很堅定，但困難也很大。事實上，在鑒真決定東渡日本后，他率領的一行人先后五次嘗試都以失敗告終。原因倒不是唐朝這邊管得嚴，而是各種意外事件。
第一次是因為內訌：鑒真一位弟子道航取笑師弟如海說，你學問不夠，去了日本也教不了人家啥。如海心眼小，就去官府告發了師父一行，于是第一次嘗試就黃了。
從第一次東渡失敗的過程不難看出，在唐朝，“不許偷渡”這條法令其實處于民不告官不究的狀態。鑒真如果跟玄奘一樣，出發時名不見經傳，興許一次就走成了，但由于鑒真是個名人，有點小動作總有人告發，所以這種半吊子監督后來又擋住了鑒真的兩次東渡打算。所謂鑒真六次東渡，真正成行的只有三次，不過，即便真正出了海，也不能保證你就能到日本。當時航海技術不行，風暴一來，船能去哪兒基本上就全憑感覺走了。鑒真兩次出海遇到風暴，上演“奇幻漂流”。在第二次和第五次東渡中，鑒真一次漂到了寧波，另一次漂到了海南島。
一晃十二年過去了，當年跟著鑒真的弟子們走的走、死的死，連當初邀請鑒真東渡的兩位日本僧人都先后離去，鑒真自己也在第五次東渡失敗后失明了。然而，遭受如此蹉跎的鑒真卻發誓：“不至日本國，本愿不遂”，鐵了心和此事耗上了。
另一方面，鑒真先后五次“偷渡”，終于驚動了唐朝中央政府，日本一看暗著挖墻腳不行，干脆直接向唐朝要人。大唐王朝倒也開明，表示此事好說。運作此事的是我們的老熟人，“海龜”吉備真備和他留在中國的親密戰友晁衡。然而，就在鑒真即將成行之際，事情又節外生枝——唐玄宗那邊突然不放人了。
唐玄宗李隆基一看日本要傳佛法，當即表示可以買一送一，把自己很崇尚的道教也傳到日本去。他哪里知道日本已經被一個佛教折騰得連租稅都快收不上來了，所以當日本拒絕這項提議時，唐玄宗大惑不解，進而惱羞成怒，決定教訓一下日本，點名不讓鑒真走了。
不過，唐玄宗旨意下來時，鑒真那邊已經快登船了。所以在吉備真備的包庇下，鑒真第六次“偷渡”終于成功。
鑒真帶給日本的“文化大躍進”
鑒真到達日本之后的歷史，見諸日本史料之中。在日本人筆下，這位大和尚簡直是半仙式的存在。
據記載，從難波到奈良京的路上，鑒真的腳基本上就沒沾過地上的泥——蜂擁而來的日本信眾幾乎將鑒真抬著迎入了奈良京。未入京城，親王、宰相、右大臣、大納言以及以下百余名官員就已在路邊迎候，當時在位的孝謙天皇和已然退位的圣武上皇則在皇宮內設宴迎接。而鑒真本人更是出場就展現“神跡”，當時日本最為崇佛的光明皇太后病重，日本國內名醫久治不愈，鑒真到場后，只用一帖藥就治好了皇太后的病。
當然，有一點懷疑精神的人不難看出，這是日本人在有意造神。這也難怪，天皇請鑒真來日本，本就是讓他來“整風”的。不搞點“鑒真崇拜”怎么行。果然，鑒真到后沒幾個月，天皇就下圣旨：“自今以后，受戒傳律，一任大和尚(指鑒真)。”將日本國內佛教僧眾的“審批權”全權委托給了鑒真。在鑒真的幫助下，一度放浪形骸的日本佛教總算又規矩點了。
不過，如果非說鑒真的到來讓日本佛教面貌煥然一新，其實我是存疑的，證據是日本和尚從那以后依然保留著喝酒吃肉、娶妻生子的習慣，直到現在。事實上，鑒真給日本帶來的最大影響其實是一次文化大躍進。跟隨鑒真而去的工匠提升了日本的建筑、雕刻等工藝，唐招提寺就是在這些人的設計監督下建造的，直到今天，它仍然聳立在奈良城內，被譽為整個奈良時代最大最美的建筑。醫學方面，醫學修養極高的鑒真將帶去的醫術集結成書《鑒上人秘方》，這本醫書一直被日本人用到明治維新西醫傳入以前。在書法上，鑒真還帶去了數十卷中國書法名家的真跡，其中王羲之的《喪亂帖》被作為見面禮獻給了日本天皇，至今仍被收藏于日本皇居，是日本皇居的鎮館之寶。
尤其應該被吃貨們銘記的是，鑒真大師的這趟折騰，為后世留下了日本豆腐、納豆、黑糖球等一大堆神奇的食品。讀到這里你很可能會說，帶走這么多好東西，鑒真不成了一個活脫脫的文化間諜了嗎？其實不然，鑒真當年所帶走的東西，與盛唐所擁有的巨大文化財富相比，注定只是九牛一毛。鑒真東渡，是盛唐文化之海在不經意間濺出的一粒水滴，日本人小心地將這粒水滴保存了一千年，讓這粒水滴發出了鉆石般璀璨的光芒，而那曾經浩瀚的大海本身，卻早已干涸無跡了。
鑒真離開唐朝的那一年，是公元753年。兩年后，震天響的漁陽鼙鼓打碎了唐人的盛世，中國人失去了曾經最輝煌的巔峰時代。鑒真離開在大唐國運的轉折點上，他帶走并讓日本代為保存的，是整個中華民族鼎盛時期的氣魄與度量。就為這個，我們也該同日本一起感謝這位矢志不渝的高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