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失一念間：南明痛史之鄭成功私心自用

歷史的天空，往往只呈現一種顏色。

人們，習慣于歌頌文天祥的浩然正氣、愛國豪情，卻忘記了他亦有狎妓之好、聲色饗樂之求;習慣于揶揄錢謙益的貪生怕死、屈節降清，卻忽略了他亦有暗中資助抗清志士、幡然悔悟、改過自新之舉;習慣于歌唱某位“民族英雄”的赫赫武功，卻在不經意間錯過了一個機會——揭開隱藏在史籍文本深處的種種秘密。

闡發真相，觸及他們心靈深處的“全面人性”，足以讓天空絢爛，讓生命豐滿。

在“民族英雄”這一光環的籠罩下，一個矛盾的靈魂始終在歷史的天空中游蕩，他渴望著生命的重來……

可他永遠都不會領悟：一切不健全的社會制度、一切人為的災難，根本原因都是壓抑人性、扭曲人性，或放縱人性、任其蔓延的結果。中國封建專制社會，在“人性善”的幌子下，集權統治者高喊著“大公無私”的口號，干的卻是“私天下”的勾當，不僅集天下財富于一身，而且集天下權利于一身。這樣的社會里，一方面是掌權者自身人性的無限膨脹，另一方面則是對百姓人性的無限壓抑。

那些掌權者，常常是一些惡性自私者。持惡性自私觀念的人，不僅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且常常企圖奪取他人的利益，來滿足自己的個人需求。一旦等到機會，他們就會“痛下殺手”。他們較少擁有同情心、良心，在他們的人生哲學中，人與人，恰似狼和狼，而現實世界則恰恰又是“狼多肉少”，因此，生活中僅有一個規則，那就是弱肉強食。所謂良心與道德、統統都是糊弄人的。盡管在很多情況下，他們也將這些漂亮、美妙的詞句掛在口上，可那不過是一個幌子，實質在于更巧妙、更方便地騙取、掠奪他人與社會的利益。在他們“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角逐中，中國的歷史也相應地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惡性循環里停滯不前：皇帝輪做，王朝更換。但人禍依舊，苦難依舊。

公元1662年2月1日，困守臺灣熱蘭遮城堡的荷蘭殖民者被迫與圍困該城九個月之久的鄭成功集團軍達成投降協議。9天后，荷蘭殖民當局及其士兵舉著降旗，灰溜溜地離開臺灣，撤往巴達維亞。淪陷時間長達37年的寶島終于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從此，率軍收復臺灣的鄭成功將軍，也就被描繪成了一位為了民族的尊嚴與國家的利益而戰斗的民族英雄，被形容成了一名大智大勇的反侵略斗士，被刻畫成了一個正視世界、遇挫愈奮、矢志不渝的佼佼者。

那么，事實上是否如此呢？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的行為，是否真的是出于“維護祖國領土完整”的愛國熱情，毅然作出的正義之舉呢？

1658年，大舉進攻南京遭到失敗之后，鄭成功退回了金門、廈門海域。他看到了全國反清勢力日趨衰微的現實，而且抗清的旗幟——西南永歷朝廷一蹶不振，危在旦夕。他知道清政府撲滅余火之后，下一個目標就是全力對付自己。此時，清廷已經開始實施“沿海遷界”的政策，這一政策并不意味著清廷故意把沿海約三十里的廣袤土地讓給鄭軍，任其屯田扼守，反而恰恰是一種封鎖的手段，旨在切斷鄭軍從內地獲取物資的通道。同時，還可以誘使鄭軍登陸，然后憑借自己在陸戰方面的優勢，殲滅鄭軍的有生力量。而鄭軍有效控制的沿海島嶼，則無法支撐起一支龐大水師的后勤供應。為了拓寬生存空間，鄭成功不得已才把注意的焦點轉向臺灣，因為臺灣有“田園萬頃，沃野千里，餉稅數十萬”，可以永久性地解決他的軍隊及其家眷的生活問題，從而建立起一個以金門、廈門兩島為抗清前哨，以臺灣為物資供應基地的“進可攻，退可守”的戰防體系。

用鄭成功自己的話來說，那就是“我欲平克臺灣，以為根本之地，安頓將領家眷，然后東征西討，無內顧之憂，并可生聚教訓也。”

這就是鄭成功收復臺灣的真正目的。

也許有人會說，鄭成功收復之舉，主觀上雖然著眼于鄭氏集團的利益，但客觀上卻趕走了侵略者，為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也為反清復明的將士提供了一個繼續活躍舞臺。

的確，如果沒有鄭氏盤踞臺灣，清廷就不會視之如眼中釘，就不會刻意收復。臺灣就很有可能被視作化外之地，并因此而脫離祖國的懷抱。由此看來，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的功績確實足以名垂千古，稱他為“民族英雄”也不為過。

然而事實上，他這個“民族英雄”，其實是個“歪打正著”的民族英雄，而不是一個純粹的民族英雄;是一個從私利出發，卻沒有料到竟然“一舉成就民族偉業”的梟雄，而不是一個在國家與民族面臨危難時挺身而出，不惜犧牲自身利益甚至生命，來維護國家與民族之根本利益的一代英雄。

因為，大量史料可以證明：鄭成功其實是一個始終以自我為中心，始終以鄭氏集團的私利為出發點，借口反清復明，籠絡各方志士人才，縱橫于南明、滿清各種政治勢力之間，以求實現個人利益乃至集團利益最大化的大軍閥。他從來沒有產生過犧牲自身利益來維護民族利益的高尚念頭，他擁兵自重，缺乏全局意識;他專斷獨行，意氣用事，認友為敵，逼反良將;他在轄區內征收“苛捐雜稅”，置百姓于水深火熱之中。他抱殘守缺，一味堅持“圍城待降”的戰略戰術，結果，“成也圍城，敗也圍城” ;他治軍苛嚴，動輒斬殺、責罰部下，最終落得個“眾叛親離”的下場，以致于正值英年就氣死在臺灣島。

鄭成功一生的成敗教訓，留給后人太多太多的感悟與遐思。

一、鄭成功是明朝福建總兵鄭芝龍的長子。鄭芝龍，字甲，號飛虹，福建南安人。從小不喜歡讀書，卻愛好舞槍弄棒，屬于天生的海盜性格。他18歲就外出闖蕩，流浪日本之后，娶日本女子田川氏為妻(中國文獻稱翁氏)，生下一個兒子，也就是后來的鄭成功。不久，鄭芝龍憑著自己的能力成為一個“在日華僑首領”的義子，并因此繼承了一支龐大的走私船隊，并逐漸發展成為“作亂東南沿海”的海盜集團頭目。被明廷招安后，鄭芝龍反戈一擊，因剿匪有功，升至總兵，掌握了福建十萬鐵甲軍的指揮權。同時，他以此為后盾，通過大規模的對外貿易，成為富甲一方的巨商。

鄭成功回到父親身邊的時候，已然七歲。鄭芝龍給他取名為鄭森，字明儼，號大木。由于明廷推行“重文輕武”的政策，武將飽受文官歧視，因此武官們普遍重視子嗣的文化教育。鄭芝龍也不例外，他重金聘請飽學之士給鄭森講解經史，終于使這個從小生長在異國的長子，于1638年5月間進學成為生員(俗稱“考取了秀才”)。1642年，鄭森18周歲，去福州參加鄉試。當時鄭芝龍已經加官都督，“富擬王者，遠交朝貴，近懾撫按，炙手可熱”。鄭森也因此而擺出了一副貴公子的招搖派頭，昂首挺胸地踱入試場。提學副使郭之奇看他不順眼，就略施小計——沒讓他中舉。

1645年6月，鄭芝龍的弟弟鄭鴻逵擁立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權，朱聿鍵以恢復中原為己任，而鄭氏集團卻打著自己的小算盤——想借重隆武朝廷的權力來鞏固自己的獨霸福建的地位。為了籠絡鄭芝龍，隆武帝不僅將鄭芝龍列為定策元勛，使之位高權重。而且賞賜鄭森姓朱，改名成功，“以駙馬體統行事”。這就是“鄭成功、國姓爺”等名字、名號的由來。

1646年1月，鄭成功奉隆武帝之命領兵出大定關。從此棄文就武，開始了他長達16年的軍事生涯。

這年六月間，清兵開始大舉進攻浙東。福建形勢驟然緊張起來。鄭芝龍接到了“附清同鄉”洪承疇的勸降書信，決意解甲降清。鄭成功堅決反對父親輕易交出兵權的行為。父子倆展開了一段精彩的對話。

鄭成功勸道：“父親掌握重權，不能輕易降清。孩兒仔細考慮過了。我們福建多山地，不像華北大平原那樣可以讓清軍鐵騎任意馳驅。如果我們憑借閩地高險的地形，設下伏兵，節節抵御，即使清兵有百萬之眾，恐怕在短時間內也難以攻破我們的重重險關。我們再抓緊時間爭取民心，鞏固根本，大開海道，販運各類物資，用來補充軍餉。然后選將練兵，號召天下，進取中原也就不難了。”

鄭芝龍冷笑道：“小孩子胡說些什么！一點都不了解天下大勢。弘光朝廷擁有長江天險，再加上四個鎮的幾十萬雄兵，都沒能擋住清軍，何況我們偏安一隅的地方部隊呢？萬一畫虎不成，豈不就像狗一樣了嗎？”

鄭成功沉吟片刻，說：“父親所看見的只是整個事件的大概情況，沒有細細地斟酌其中的奧秘。天時地利，各有不同。清朝的兵馬雖然強盛，也不能不顧忌閩中的地形，定然不敢長驅直入。當初，我大明實在是缺乏人才，文臣又一心弄權，以致于天下大亂，國土冰裂瓦解，釀成了皇帝吊死于煤山的慘禍。清兵利用這個天時條件，才能夠闖關而入，妄想繼承我朝大統。而弘光朝廷敗于南京的原因，主要在于新君無道，大臣庸碌，竟致于連天塹長江也失去了它應有的防衛功能。現在，父親如果能憑借閩中崎嶇的山勢，扼守住險關要塞，那么，還可以利用有利的地理條件與閩中的民心，干一番事業。”

鄭芝龍怒斥道：“識時務者為俊杰。今清廷招我重我，就之必禮我。茍與爭鋒，一旦失利，搖尾乞憐，那時必追悔莫及。豎子渺視，慎毋多談。” (直接引用原文，以見鄭芝龍之嘴臉)

這段對話，寓示了鄭氏父子在政治上必然分道揚鑣的結局，也體現出鄭成功的戰略眼光。鄭成功熟讀經史，因此必定比粗通文墨的父親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分析得更透徹。鄭芝龍只想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他認為，戰則勝算不大，反而會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不戰而歸順，或許還有繼續掌權福建的可能，而且自己還擁有一支清軍所缺乏的強大水師。他相信清廷勢必像明朝一樣需要借重自己。這完全就是一種“識時務、求私利、駑馬戀棧、有奶便是娘”的海盜思維。清廷正是利用他這種心理，用“高官厚祿以及維護其既得利益”為誘餌，哄他投降，然后控制他，使鄭氏集團群龍無首，又不能不為鄭芝龍的安全著想，從而全部服從清廷的調遣。

鄭成功反對父親投降，并不是忠心耿耿于復明大業，而是從保護鄭氏集團利益這一角度出發的。與鄭芝龍不同的是，鄭成功在7歲之前接受的是日本教育，日本民族的傳統因子中有殺身成仁、渺視投降、爭強好勝等思維方式存在。日本武士認為，實力尚存就屈膝投降，是對武士道與人格的最大污辱。鄭成功從小生活在這樣的氛圍中，必然秉承了這種思維方式。

文化知識的積累，也使鄭成功輕而易舉地判斷出，只要鄭軍利用閩中地利上的優勢，傾盡全力層層抵御，在全國各大戰場上正窮于應付的清軍，自然也沒有足夠的兵力，闖過福建的道道險關。他甚至精確地判斷出清廷誘騙鄭芝龍的真實用心。在鄭芝龍前往清營之際，他牽住了父親的衣襟，跪哭著勸說：“夫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離山則失其威，脫淵則登時困殺。吾父當三思而行。”可見，他為挽救鄭氏集團及其領袖鄭芝龍，盡了最大的努力。可鄭芝龍一意孤行，他下令棄守仙霞關，放清兵一路輕松入閩。后又不聽勸阻，親自趕赴清營投誠，結果被清軍扣押，他的掌權福建的美夢終于化作了泡影，并由此而開始了長達15年的軟禁生涯，直到1661年被斬首于北京。

鄭芝龍自投羅網后，旗下的總兵十員，兵將十一萬三千余人全部解甲降清。清兵輕而易舉地占領了福建大部分地區。鄭成功拒絕聽從父命，帶了一支數量不多的軍隊前往金門，走上了重建鄭家軍的道路。同年11月30日，清軍背信棄義，攻入了鄭芝龍的老家安平鎮，大肆燒殺淫掠，鄭成功的生母田川氏恰好居住在此，她躲避不及，慘遭清兵奸污，憤而自縊身亡。清兵退去后，鄭成功才率軍趕回安平。見此奇恥大辱，成功大怒，竟然做出了“剖開母親的肚子，取出子宮清洗，洗畢重新放入腹中，然后厚葬其生母”的出格舉動。從此，鄭成功決意“招兵買馬”，開始了長期的抗清生涯。

鄭芝龍自尋死路，肇因于急功近利的海盜思維，加之文化層次太低，缺乏分析判斷形勢的能力，更要命的是他還一意孤行，不聽良言，以致于一生心血，毀于一旦，同時還將福建的大量要塞拱手送于清兵，此舉大大增加了日后鄭成功在閩地抗清的難度。鄭成功只能在海上與清軍周旋，登陸后常遭到擁有陸戰優勢的清軍圍攻，即是他父親的“短視與茍且”造成的惡果。那么，深具文化修養的鄭成功，能否挽回父親一手導致的不利局面呢？

可惜的是，他雖有這方面的能力，卻最終沒有如愿。他頗有戰略眼光，但“家庭影響”制約了他人格的發展——西方心理分析學家阿德勒認為，一個人在生命開初的若干年，會在心靈和肉體之間建立起最根本的關系，從而發展出一套獨特而固定的行為模式、生活樣式，并產生相對應的情緒和行為習慣，而這樣的生活樣式及情緒、習慣幾乎會貫穿于其一生的所有表現中。

洵非虛言，正是這一原因，使鄭成功一生都擺脫不了海盜思維、浪人性格。他的這兩大致命缺陷，表現在日后——那就是只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而抗清，對于全國范圍內的其他抗清勢力只作聲援，不予配合，這種“隔岸觀火”、“不以大局為重”的取向，阻礙了反清勢力的戰略聯動，不能讓清軍腹背受敵，顧此失彼。各路清軍能擰成一股繩，全力打擊抗清勢力，而各股抗清勢力卻貌合神離，終于被清軍各個擊破。鄭成功在東南沿海難以立足，被迫東渡攻臺，實為咎由自取。此外，從他以變態的手段對待母親遺體的行為來看，也可以發現，他的血液中依然流淌著日本浪人的那種殘忍暴戾、易走極端的冥頑因子，這也正是他無法避免“自食苦果、自掘墳墓、自毀長城、眾叛親離”的悲劇命運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1647年9月間，泉州戰役結束后，鄭成功加強了自身力量的積聚，廣泛招募文武人才。在“反清復明”的口號中，大批愛國知識分子相繼而來。起初，鄭成功對他們禮敬有加，每遇重大事件都會征求他們的意見，逐漸形成了一個善于理政的文官幕僚班子。同時，他還憑借自己在隆武朝廷中的地位以及鄭芝龍的舊關系網，招集兵將，增強自己的軍事實力。在他的宣傳攻勢中，陸續又有反清將領、隨鄭芝龍降清復又懊悔的閩中將領、深懷故國之思的“降清明將”奔走而來。

隨著隊伍的不斷壯大，軍需供應問題很快浮出了水面。由于鄭軍控制的地區僅限于沿海島嶼以及小片濱海土地，而靠當地的物力與財力，根本不能維持一支龐大的舟師、陸戰部隊及其家屬的日常生活。鄭成功是如何解決后勤問題的呢？

他采取了兩個措施：首先，他繼承了鄭芝龍開創的海上貿易事業，充分利用自己的水師優勢，把內地出產的物資通過秘密渠道運往海外，從中賺取高額利潤，購買軍需品的費用由此而來。其次，是在攻占地區征收糧餉，有許多史料可以證明，鄭成功攤派的田賦、征發的勞役苛重之極，此舉雖然解決了鄭軍的燃眉之急，但如此竭澤而漁，卻直接導致了民心的向背：百姓寧可做清朝的順民，也不愿做鄭軍轄下的“義民”。“民心盡喪”，這也正是鄭軍在攻占許多沿海土地之后，往往不能立足的根本原因，何況，有時還不是單純的征稅問題，更有那“赤裸裸地掠奪民財”的事件頻繁發生。沿海百姓紛紛將鄭軍視作海盜，避之惟恐不及。鄭成功自然就難以在軍事上取得大的進展。

由于福建多山地，和平時期就缺糧，需要從廣東的潮州、惠州轉販糧食，以彌補閩中困境。因此，即便鄭成功收盡閩中糧食，也難以養活自己龐大的軍隊。運籌良久，他決定西取“粵南大糧倉”——潮州，來永久性地解決軍糧供應的問題。

可是，1648年的潮州，尚在明軍手中。鄭成功圖謀奪取潮州的行為，就屬于挑起明軍內訌的“不義”之舉。鄭成功師出無名，不能不有所顧忌。他思來想去，認為為了鄭氏集團的長期利益，哪怕從此擔上惡名，也在所不惜。幾天后，他致信潮州總兵郝尚久，以“聯兵”為由要求常駐潮州。郝尚久斷然拒絕，鄭成功聞訊，終于扯下了溫情脈脈的道德面紗，兵鋒直指潮州地區。

這年12月17日，鄭成功親率大軍猛攻明軍郝尚久部，肆無忌憚地大打內戰，作戰期間，鄭軍小股部隊“在民間搜刮糧餉”的劣行從未停止。由于傾巢出動，兵力強勁，鄭軍先后占領潮州府屬各州縣，于1650年兵圍潮州府城。

南明朝廷對鄭成功挑起內戰的舉動極為不滿，可惜中樞軟弱，無力節制各路軍閥，只得派中書舍人陸漾波前往調解——勸說雙方停戰.

鄭成功眼見糧食基地即將到手，鄭氏集團從此可保“衣食無憂”，哪里愿意就此罷休。面對這個桀驁不馴的大軍閥，陸漾波束手無策，只得悵然而歸。清軍趁此有利時機，大舉南下，占領廣東大片土地。郝尚久被鄭成功打得喘不過氣來，一怒之下，決定叛明降清，他致書清將孔有德，請求援助。清兵抓住時機，蜂擁而至，與郝軍里應外合，終于擊敗了鄭軍。

鄭成功舉措失當，只好吞下“雞飛蛋打”的苦果。

當時，反清形勢十分嚴峻。鄭成功悍然發起“攻潮之役”，此舉是極不策略的，他只從本集團的利益出發，有購糧款而不用，卻想一勞永逸地解決軍糧問題，結果很不明智地挑起內戰，移禍百姓，以致于鷸蚌相爭，漁翁得利：迫使郝尚久把這塊富饒之地獻給了清方。況且，鄭成功占有沿海許多島嶼，如果與廣東明軍搞好團結，背靠廣東反清基地，南明勢力氣眿相通，那么復興大業將極有希望。而且軍糧問題也完全可以通過正當途徑解決。惜乎，鄭氏志不在此，一心只想在南明統治區擴張勢力，終于破壞了抗清大局。

海盜的劣根性——“成事不足，敗事有余;鼠目寸光，禍害百姓”。由此可見一斑。

三、1650年7月，鄭成功從廣東敗回，又萌生了成為鄭氏集團霸主的念頭。當時，鄭氏集團的另一實權派系鄭彩據有廈門，是鄭成功集團之外的另一大“海上軍事勢力”。

“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即便是同門子弟也不行！”

鄭成功毅然決定智取廈門，收編鄭彩的軍隊。機會終于來了，鄭彩外出辦事，留弟弟鄭聯守衛廈門島。鄭成功知道鄭聯頭腦簡單，于是迅速采取行動。先給鄭聯送去一千石米，請求讓“鄭成功集團軍”登岸休息。當時，鄭聯正為缺糧發愁，聽到有人送來糧食，當然高興，再加上鄭成功本來就是自家人，因此，他未經細想就爽快地答應了鄭成功的“請求”。

誰知，鄭成功的軍隊一上岸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收繳了廈門守軍的兵器。強占廈門之后，鄭成功一不做，二不休，竟殘忍地將鄭聯殺死，一舉吞并了鄭彩、鄭聯的全部人馬、戰艦。在外辦事的鄭彩，做夢也沒有想到鄭成功竟然會從背后插刀，竟然如此地心狠手辣，而自己，一夜之間竟然由一名堂堂“水師統帥”，淪為“孤家寡人”，操兩空拳，回天乏術，只好歸老于家。

1662年5月8日，眾叛親離的鄭成功終于完全絕望，一代梟雄氣噎而死，享年38歲。

他至死都沒有明白，權力同時也意味著責任，自己來做決定也就意味著必須承擔隨之而來風險。盡管人都是自私的，但由于人們的決策能力有高下之分，所以，人們的發展程度也就各不相同。有的人因此而自找麻煩，自取滅亡。

七、鄭成功的悲劇的一生，告訴我們一個非常平凡的道理：一個人要想成就一番大事業，光有淵博的知識、非凡的才能、過人的膽略是不夠的，還必須時刻警惕私欲的泛濫。人人皆有私欲，但理應時刻放眼全局，適當地抑制私欲，這樣才能贏得他人真誠的支持與熱情的幫助，才能構建共赴成功的和諧環境。如果鄭成功能像張煌言一樣，領軍打仗，全憑滿腔的愛國熱忱，能與部下同甘共苦，又有容納才士缺點的雅量，有海納不同意見的胸襟，那么以他的實力，必定能作出一番更偉大的事業。

在此，我們還可以悟出一個悖論：現實生活中，過度自私的人常常不能自保。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是一個多么淺顯的道理。可仍然有那么多人，眼睜睜地自蹈死地，這正如當年唐太宗所說——“貪人不解愛財”。因為，自私的人常常發現不了，什么才是自己的根本利益。

一個成功的領導者，不但需要才干與膽略，而且必須擁有肚量以及慧眼。如果說才干、膽略是傲然屹立的二足，那么，肚量與慧眼就是飛翔的翅膀。

因為人的智慧，命中注定地要服務于一個更高的目標，如果沒有這一目標，僅僅服務于人的基本需要，那么，人就會變成魔鬼，智慧反而會給人類帶來災難。

鄭成功憑著收復臺灣的壯舉，名垂青史，這是他的缺陷人格所迸發出的唯一亮點。不管他驅逐殖民者的真正動機是出于哪一點，我們都不能忘記他為中華民族立下的功勛，更不能忘記他的“自我中心主義”給他的人生、給反抗異族入侵的大事業帶來的“貽譏千古”的百千蹭蹬。

挑起內訌，是為“不忠”;虐剖母尸，是為“不孝”;強奪廈門，是為“不義”;枉殺鄭聯，是為“不仁”。

從此，鄭成功在鄭氏族人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喪失了許多來自家族內部的支持。可鄭成功卻沒有從中吸取教訓，他秉承了鄭芝龍慣有的“一意孤行”的跋扈作風，終于把“水師良將”施瑯逼成了自己的死敵。

施瑯是一位出類拔萃的將才，擁有極為豐富的海上作戰經驗。但他個性倔強傲慢，常有恃才放曠之舉。作為一軍之統帥，鄭成功的一大弱點，就在于不能充分地任人器使，不能容忍下級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

1651年元月，鄭成功再次傾巢而出，去潮州搶糧。施瑯當時就指出廈門兵力薄弱，恐有危險，希望鄭帥有所顧及。鄭成功聽來逆耳，認為施瑯有意阻礙自己的戰略部署。躁怒之中，他竟解除了施瑯的兵權，遣回廈門擔任防務，卻只分給施瑯極少的人馬、船只。

后來發生的事，證明了施瑯觀點的正確。福建清兵主力利用廈門防務空虛的弱點，租用了鄭氏家族的其它船只(鄭成功做夢都沒想到連自己的家族成員都開始幫助清軍)，偷襲廈門，掠得了鄭氏集團二代人做海外貿易，積累下來的巨額財富。施瑯趕回廈門后，不顧個人安危，奮勇同清兵作戰，可惜寡不敵眾，被阻擋在廈門海域。他原以為鄭成功回來后，會根據他的表現，恢復他“左先鋒”之職。不料，鄭成功僅僅賞銀二百兩了事。施瑯失望之極，竟剃光了自己的頭發，不愿再見鄭成功。

不久，“曾德事件” 爆發了，曾德是鄭氏舊將，后被鄭成功安排在施瑯麾下效力。施瑯失勢后，曾德見呆在他手下已無發展的機會，就利用與鄭氏的舊關系，返回鄭成功軍營中充當親隨。施瑯恨極了鄭成功的賞罰不公，又聽說曾德棄己投鄭，頓時暴跳如雷。他命心腹將曾德秘密捉回，從速斬首，以泄私憤。鄭成功聞訊，馳令勿殺。可施瑯悍然不顧，促令殺之。曾德原是鄭氏將領，雖然一度隸屬于施瑯，但無論犯法與否，也無論施瑯是否已經被解除兵權，他都無權擅殺曾德。由此看來，鄭成功的勃然大怒也就可以理解了，他當即拘捕施瑯及其父親、兄弟。可就在當晚，在親信的幫助下，施瑯奇跡般地逃回了大陸。鄭成功獲悉，怒發沖冠，立即將施瑯的父親、兄弟處斬。施瑯得知噩耗，對鄭成功恨之入骨，從此死心塌地地效忠清朝。三十年后，正是他，率領清軍水師徹底消滅了鄭氏軍閥勢力。

鄭成功少年得志，性格剛毅，遇事容易沖動，往往憑“一時之好惡”不計后果地處理問題，缺乏作為一名統帥所必需的全局觀。施瑯逃逸后，株殺他的父親與兄弟，就是不智之舉。鄭氏家族憑海上活動起家，清軍又不習海戰，因此決不能把杰出的海軍將領推向清方懷抱，使清廷得以建立一支足以同鄭軍相匹敵的水師。一個剛毅的領導與一個要強的下級組合在一起，要發揮出最佳的工作效能，關鍵就在于領導要有容人之短的肚量，要駕馭得當，用其所長，制其所短。施瑯是一個智勇雙全的將領，但他將“個人的揚名立萬”置于民族大義之上，“士為知己者用”是他終身信奉的準則，恃才放曠是他的個性缺陷，無論在明還是在清，他都表現出“得意時躊踷滿志，失意時牢騷滿腹”的特點。可他從來沒有什么非分之想，從來沒有什么政治野心。對于這樣的人，只要用才得當，就能使己方如虎添翼。在這一方面，康熙就勝過鄭成功，他精通御將之法，對施瑯恩威并用，終于使之練就水師，直搗臺灣。施瑯叛逃之后，其實鄭成功尚有挽回其人的時機，只須善待施父與施弟，密信告誡施瑯：若能返回廈門則既往不咎。那么即使施瑯不愿歸來，因為親人在鄭成功手中，他就不敢為清廷效死力。鄭氏集團照樣可以稱霸海上。由此可見，日本浪人的沖動傾向對鄭成功成就大事為害之深。

可嘆的是，鄭成功竟沒有意識到自己這種行為是“自斷一臂，以肥清敵”的不智之舉，他還要一錯再錯。

1656年3月，又一支西征潮州的船隊返回廈門，帶回了在潮州搶到的餉銀十萬兩、米十萬石。鄭成功立即召集文武官員，議處“揭陽喪師”之罪。潮州揭陽一戰，由于“左前鋒”蘇茂輕敵冒進，導致鄭軍一戰損失了四、五千人的敗局。鄭成功一再堅持，要斬殺蘇茂以及援救不及時的黃梧、杜輝。由于眾將領反復求情，才改判為斬殺蘇茂，重罰杜、黃。

鄭成功從嚴御下，這對拯救“渙散怯懦”的明軍是很有必要的，但他的個性過于剛強，往往走極端。眾將領認為：蘇茂雖敗，但其作戰勇敢，而且突圍而出，理應薄責示警，讓他戴罪立功。而鄭成功必欲殺之，是因為蘇茂私自放走施瑯，讓鄭帥懷恨在心，所以伺機報復。一個屢立戰功的人，就因為這點小疵，就讓他命赴黃泉，國法何在！

監斬蘇茂之后，鄭成功余怒未消，他兀自決定，派黃梧和蘇茂的族弟蘇明戴罪求功——防守海澄要塞。海澄要塞，是鄭成功在大陸建立的唯一前進基地。它“阻山臨海，兩城對峙，夙稱天險”。鄭成功動用了大量物力與人力，歷時多年，才建成堅固的海澄城墻。他在城中屯積了大量的軍械與糧食，使之成為“進可攻、退可守”的軍事重地，海澄，還與金門、廈門二島遙相呼應，勢成鼎足。清軍曾經多次力攻該堡，都落得個兵敗如崩的下場，足見海澄之易守難攻。可如今，鄭成功卻讓剛剛受過責罰的黃梧與深懷喪兄之痛的蘇明，去鎮守海澄要塞，這不是典型的用人失當么？沒幾天，蘇黃二人果然叛變，將要塞拱手獻給了清方。鄭成功獲悉，悔之已晚。他再也沒能收回海澄。

鄭成功為抗清做了許多細致而又踏實的工作，可為什么常常功虧一簣呢？概因其“自我中心癥”在作祟。以“自我為中心”的人，無不以自我觀念為衡量一切的標準，不符合其觀念的一律排斥。由此，他“一意孤行、意氣用事、馭將無方”的根源不就一目了然了嗎？

四、1651年，浙東抗清明軍戰敗，丟失了抗清基地——舟山，迫不得已進入鄭成功的勢力范圍。

1652年正月，鄭成功同意浙東明軍進駐廈門。浙東軍中的文官武將，如張名振、張煌言等人，都希望與鄭成功保持良好的關系，共赴國難。可是他們不經意間，卻發現了鄭成功企圖吞并浙東明軍的野心。張名振決心以誠相待，就主動去拜見鄭成功，以消除雙方的隔閡。

剛一晤面，鄭成功就優越感十足地說：“你做了幾年的定西候，究竟干了哪些事？” 張名振大義凜然地說：“中興大業。” 鄭成功用輕蔑的口吻言道：“表現在哪里？” 張名振正色答道：“成功就表現在實績上，不成功就表現在方寸間。” 鄭成功大惑不解，追問道：“你所說的‘方寸’指的是什么？” 張名振說：“‘方寸’就在我后背上！”說罷，立即解開衣服。鄭成功發現，他的背部正中刺有“赤心報國”四字，長徑寸，深入肌膚。史載，“成功見之愕然”，他一定感到了汗顏。可他是否因此而感奮——與浙東明軍精誠團結呢？ 還是沒有！

他正忙著與清廷議和，當然不是真心議和，而是漫天要價——力圖擁有浙、閩、粵三省，擁有軍隊自行管理權，不赴京、駐于閩，比高麗不剃頭，不受部院節制，享有地方自治權，像他這種要求，清方當然不會同意。但清方還在討價還價，因為他們的真實目的，就是要拖住鄭成功，防止他與所向無敵的李定國集團軍聯合。然后抽調全國精銳，集中優越兵力攻擊李定國集團，從而扭轉此刻在西南戰場方面的不利戰局。清廷的策略是，先消滅李定國，再一舉解決鄭成功。

鄭成功并不笨，他當然明白唇亡齒寒的道理。可他臣服于南明的真實目的，不過是想借此招兵買馬而已，他并不想聽從南明朝廷的節制。因此，他要利用和談的有利時機，不斷擴充自己的勢力。

1654年，南明朝廷提出了東、西二路明軍會師長江的戰略構想。張名振、張煌言聞訊，十分高興，他們熱血沸騰，建議與鄭成功組成聯軍，揮師長江。可鄭成功對此毫無熱情。張名振、張煌言只得率領浙東明軍主力，乘五六百艘戰船駛向長江口，發起了“三入長江”的戰役。而西線，南明權臣孫可望也讓大將劉文秀攻入湖南，試圖順長江而下，與張名振會師，力爭奪取清廷的財賦重要來源地——江南。可惜，孫可望不久就密謀篡奪南明皇位，令劉文秀領兵南顧。恰恰此時，劉文秀北面之清軍戰斗力很弱——八旗精兵撤回北方休整去了，只要勉力北伐，定能摧枯拉朽。大好的進攻機會，終被孫可望白白浪費。東線翹首的張名振水師孤掌難鳴，只好請求鄭成功北上支援。鄭成功正處于“議和”之中，他拗不過張名振的愛國熱情，只好假惺惺地派了一支“水兵五千、陸兵一萬”的部隊北上支援，可這支艦隊尚未進入長江，其統領陳輝就借故與張名振鬧翻，調頭南返廈門。很顯然，這可能來自于鄭成功的授意。鄭成功極不情愿在此時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就這樣，滿腹私心的孫可望、鄭成功，褻瀆了抗清志士苦心孤詣的宏偉構想。

不久，在南線戰場上，南明將軍李定國正以雷霆萬鈞之勢，向清軍發起浪潮般的進攻，其兵鋒犀利，所向披靡。揮師東進之際，李定國先后9次致信鄭成功，希望他出兵協助，東西夾擊。李定國夢寐以求的目標，就是收復廣東，將西南、東南兩大抗清基地融為一體，從而重整河山。他節節勝利，兵圍廣東重鎮新會。清廷知道：新會的得失，關系到整個廣東的安危。當即馳令守軍拚死抵抗，然后加緊在全國范圍內調兵遣將，馳援廣東，但是畢竟鞭長莫及。此時，只要鄭軍主力抓住機會進入廣東，就可以一舉改變勝負的天平，抗清形勢將一片光明。

可鄭成功不愿出兵，他始終把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的策略是，明清雙方誰能讓他割地自雄，他就奉誰為“正朔”。他多次講過，他的理想是做一只“縱橫而所之”的鳳凰，而不愿成為“檻阱”中的虎豹。前一階段，清廷招撫之所以失敗，關鍵就在于只肯給他高官厚祿，不愿賦予他“地方自治權”。在這種條件下，鄭成功只好繼續當他的“明臣”。可這個“明臣”，卻不愿聽從南明調遣。他希望其他抗清勢力堅持下去，以緩解自己一方的壓力。又擔心“東西對進”后，南明勢力兵連一體、地成一片。這樣，他的獨立王國將不復存在——軍政大事將稟承于朝廷，這是鄭成功萬萬不能忍受的。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兵力、聲望、爵位等各方面都遜于李定國，屆時在朝中必然受制于人——這也是鄭成功致力于回避的政治態勢。

鄭成功真是太聰明了，他一路盤算，掂量著民族利益與個人利益——孰輕孰重。

最終，他作出了選擇——應付李定國，派部將林察率領一支偏師，進入廣東沿海，以示“聲援”。可是，就連這支規模不大的水師，也照樣因循不前，大張旗鼓，虛張聲勢而誓不實戰。直至悠閑地看著李定國的軍隊，在優勢兵力的清軍猛攻下全線潰退。

鄭成功組織了一次聲勢浩大的南海旅游，對這次足以改變明清戰局的重大戰役虛與委蛇，后果是極為嚴重的。可他卻在事后寫給南明朝廷的信中，輕描淡寫地說：“勝負兵家常事，不足深憂”，還批評李定國“驕兵致挫”，反而將自己“依違不前”的罪過輕輕帶過，把失敗的主要責任推給對方。這種跋扈自雄的舉動，不僅損害了民族利益，而且對他自身的利益也構成了潛在的威脅。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李定國由于新會一戰損失太大，從此再也沒有力量主動進攻清軍了。大好良機付之東流，令所有反清志士扼腕浩嘆。

歷史證明，鄭成功從來就不是朱明王朝的“忠臣”，也不是鄭芝龍的“孝子”。在他的眼中，永遠只關注個人的收獲，真是深得乃父“海盜秉性”之真傳。

五、1658年，清軍主力兵分三路，進軍西南。李定國等人應接不暇，節節敗退，永歷朝廷危如累卵。

鄭成功見清軍主力云集西南戰場，正是擴大勢力范圍的大好時機，當即決定揮師北上，發起“長江戰役”。他的首要目標就是攻占南京，進而占領整個江南。江南，從唐代開始就是財政重地。一旦奪得江南，不僅將使明、清經濟實力發生逆轉，而且可以將清朝統治區南北切斷，為下一步用兵，創造有利條件。

1659年4月，鄭成功、張煌言親統兩路大軍北上。閩浙聯軍一舉全殲鎮守浙江定海的清軍，焚毀清軍水師戰船一百多艘。這樣，閩浙聯軍不僅解除了后顧之憂，而且制造了進攻寧波的假象，吸引了江、浙兩地的清兵日夜兼程、救援寧波。

5月初，鄭成功親率兵馬十余萬，分乘大小戰船三千余艘，從定海北上。鄭軍于5月19日進入長江，沿江一些地區望風而降。6月1日，鄭軍水師兵臨江陰水域。清軍擺開陣勢，堅守江陰要塞。攻與不攻，鄭軍上下展開了爭議。文官認為，江陰抗清群眾基礎較好，一旦拿下要塞，“進”可以就近獲取江南富庶地的糧餉，“退”可以重登戰艦，發揮鄭軍水戰特長。鄭成功看到江陰要塞易守難攻，擔心消耗掉進攻南京的軍力，就接受武將的建議，“以縣小不攻”，繼續溯流而上。

這是鄭成功發起“長江戰役”后，戰略上的第一個失策。因為一旦拿下江陰要塞，就算攻打南京失利，鄭軍在江南也將擁有一個依江而恃的穩固立足點。鄭成功急于攻下南京，搶占政治至高點，導致的遺留問題多多，萬一進攻失利，他在江南也就幾無立錐之地，因為他收復的一些地區基本上無險可守，而后來攻占的“重鎮”鎮江，畢竟又離南京太近，在軍事上缺少緩沖與回旋的余地。而鄭氏棄攻江陰，則又是江陰百姓之幸。當年鄭軍占領漳州、泉州二府不到一年，搜刮餉銀竟達二百萬兩。如果他們長期占據江陰要塞，恐怕江陰百姓也就在劫難逃了。

6月16日，鄭軍在鎮江水域大敗清軍，攻克瓜州，22日又大破來自南京的援軍，一舉拿下鎮江府城。占領瓜州、鎮江之后，南京就近在咫尺了。此時此刻，南京城內兵力嚴重不足，讓清軍以有限的兵力防守周圍廣大的南京城垣，簡直就如同癡人說夢。鄭成功只需親率主力登陸，順陸路直趨南京城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火速攻城，定能一戰而功成。因為瓜州潰軍只用一兩天就逃回了南京。這說明鄭軍也可以走同樣的路線，在相近的時間內推進到南京城下。

2月8日，在島上幾千名漢人的協助下，鄭軍數千將士成功登陸。隨后，大批戰艦抵達熱蘭遮與赤嵌這兩大城堡之間的海灣，隨時準備攻城。

當時，荷蘭在臺灣的總兵力不過一千多人，卻擁有裝備精良的巨型戰艦四艘。荷蘭人試圖一舉擊潰立足未穩的鄭軍，于是四艦齊發，憑借優勢火力向鄭軍猛攻。鄭軍雖然火力稍遜，但船只眾多，也就采取了四面圍攻荷艦之策，經過激戰，英勇無畏的鄭軍大獲全勝，荷軍旗艦赫克托號被一舉擊沉。

與此同時，鄭成功的登陸部隊也在臺灣水線尾一帶，擊潰了貝德爾上尉率領的荷蘭精兵。貝德爾以為，一陣排槍響過之后，中國人定回屁滾尿流。沒料到鄭軍士兵迎著槍林彈雨勇猛沖殺，嚇得荷軍自己屁滾尿流，從此堅守城堡，再也不敢出城應戰。應該指出的是，鄭成功從嚴治軍，雖然逼反了一些將領，卻也練成了一支能征善戰之師。

鄭軍切斷了海陸交通，包圍了島上所有城堡，再次采用了“圍城待降”的戰術。這回，鄭成功成功了。正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時過境遷，情況就不同了：南京之敗，實敗于孤軍深入，還要圍城待降，以致于腹背受敵。而臺灣之戰則不同，鄭軍登島將士多達數萬，而荷軍只剩下幾百人，他們遠離本土，很難盼到援軍。唯一一支援軍也因為看到鄭軍勢大而知難而退。那么，堡內彈盡糧絕的殖民軍也就只有一個選擇了，那就是——投降。

這次，鄭成功那“遇事獨斷于心，極其剛毅”的個性，幫助他獲得了勝利。他的努力，客觀上為維護國家領土的完整作出了貢獻。而他“從嚴練兵”的舉措以及“用法嚴峻，果于誅殺”的秉性，也使麾下將士在面對擁有先進武器的荷軍時，始終保持著強大的戰斗力，讓荷軍將士從此改變了歧視中國人的觀念。

收復臺灣之后，鄭成功開始著手將臺、澎經營為抗清基地。他見臺灣地廣人稀，土地利用率低，就命令手下將士前往指定地點，開荒屯種。為了促進開發，鄭成功還命令把全軍將士及官員的家屬接來臺灣，這本是一件好事。

然而，鄭成功未免操之過急，他頒下了強行遷家令。將士們多為福建人，有戀鄉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鄭成功完全可以在墾荒、建房取得進展的情況下，鼓勵屬下及其家屬漸次遷臺。而且，開荒屯田階段，條件肯定十分艱苦，也應給予墾荒將士更多的關懷。可是，鄭成功急于求成，立令過嚴，“犯者雖親信亦無赦”。弄得人人自危。正因為看到了這一點，大將馬信才誠懇地向鄭成功建議：“立國之初，宜用寬典”。可鄭成功哪里聽得進去，他依舊一意孤行，一再濫用重刑。府尹楊朝棟僅犯了“小斗散糧”之錯(其實也不算什么錯，這是軍糧奇缺時的無奈之舉)，鄭成功竟然將楊家滿門抄斬。這實在是太過分了，“于是人心惶惶，諸將解體”。

倏然間，謠言開始散布。有人傳言，鎮守南澳島的陳豹將軍因為不愿送家眷入臺，試圖降清。鄭成功未經核實，就派遣大軍去平叛。陳豹無以自明，只好降清。

緊接著，又發生了金門守軍聯合抗拒“搬眷入臺”命令的事件。金門從此不發一船至臺灣。

在氣急敗壞之中，一件讓鄭成功氣上加氣的家庭丑聞傳揚開來。他那留守廈門的兒子鄭經，竟與自己四弟的奶媽通奸，還生了一個兒子。這類事在豪門大族之中本無足輕重、屢見不鮮。可鄭經在向父親報告時，竟然謊稱侍妾生子。讓鄭成功為自己年近不惑，就平添“弄孫之禧”高興了好一陣，鄭成功為此還曾大賞住在廈門的家人。不料，鄭經的原配夫人是前明兵部尚書唐顯悅的孫女，唐氏雖然溫良賢淑，卻與鄭經感情不合。唐顯悅知道此事后，很為孫女鳴不平，就寫信給鄭成功大加聲討：兒子干了不道德的事還給予賞賜，“此治家不正，安能治國乎？”這句話可謂是鋒芒畢露，直刺鄭成功的痛處。鄭成功閱信，頓時氣塞胸膛，盛怒之下，他下令，讓族兄鄭泰去廈門責問自己的妻子董氏治家不嚴之罪，并嚴令速斬“董氏、鄭經及其私生子與乳母陳氏”四人。鎮守廈門的眾將領聞訊，都大驚失色：“鄭帥怎么連自己的發妻與世子也要殺呢？”于是，他們力圖大事化小，就聯名上書請斬“陳氏及所生嬰兒”二人，以圖保住董氏與鄭經。可鄭成功決不通融，他非殺自己的老婆與兒子不可，并解下佩劍，命大將黃毓前往監斬。

守衛金門、廈門的眾將領情急之下，再次抗拒命令，不僅不殺，而且同下決心——片帆不往臺灣。

鄭成功接到塘報，氣得吐血，可又因為病重，不能親自前往金門、廈門痛下殺手而對此無能為力。此后，他就天天登上炮臺，長久地眺望澎湖方向，期盼著金門、廈門之船隊的到來。可他天天都悵然而歸，一等數月，就連一艘小船都沒有盼到。

可是，鄭成功的海盜思維，讓他再次作出了重大誤判：竟然決定由水路進軍南京。水戰雖是鄭軍所長，但也不能固步自封，貽誤戰機。由于海船形體巨大，逆水而上，又不順風，需要靠纖夫拉進。鄭軍就這樣磨磨蹭蹭，竟至于7月9日才到達南京。而此時，城內的清兵早已以逸待勞，做好了防守準備。而且數千八旗援兵也從荊州順流而下，搶先占據了有利的地形。鄭軍“一鼓作氣、速下南京”的良機付諸東流。

盡管如此，鄭成功畢竟還擁有十萬精兵，在人數上占據著壓倒性優勢。只需分兵數路佯攻，借以迷惑守軍，然后集中船上優勢炮火猛攻薄弱環節，主力一舉突破，還有攻下南京的可能。

可是，鄭成功又作出了一個致命的決定。他迷信自己在軍事上的威懾力，想不戰而取南京，于是決意采取“圍城待降”的戰略。軍事家孫武早就認為，這是不得已而最次的取勝方法。而鄭成功卻屢試不爽，其根本目的就是想保存自己的兵力，從而保證自己的商業貿易，不致于因為喪失士兵太多而無法稱霸海上，進而喪失海上貿易的經濟利益。同時，鄭成功少年時代到過南京，當時就嘆服南京城墻的高大堅固，為平生所未見。他認為，鄭家軍想收復低矮得多的海澄要塞，也因為不善攻城遇挫，何況要攻下高大無比的南京城垣？畢竟鄭軍以水戰和防守見長啊！

鄭成功未戰而先有畏難情緒，他竟忘了“地利不如人和”的古訓，妄想“圍城待降”。

鄭成功沒有料到的是，鎮守南京的清軍將領正是利用他的這一心理，以卑辭請降，作緩兵之計。鄭成功接到歸降信，得意忘形，陶醉于表面上的勝利中，竟然輕易許諾以一個月為期限。他似乎忘記了自己正履于險境，“一月為期”會給清廷“調兵遣將、部署反擊”提供時間。而己方孤軍深入，利在速戰，如若猶豫，必至于被動挨打。

在這緊要關頭，身在安徽作戰的張煌言目光如炬，看到了危機。他立即致信鄭成功，勸他趕快拿下南京周邊諸縣，以切斷援敵入據南京的線路，然后速攻南京，奪回明朝留都，把復興大業從海島移到龍盤虎踞的石頭城，從而振奮江南民心。

可剛愎自用的鄭成功，竟然相信清軍的鬼話，卻不聽諍友的良言。

待到清兵各路援軍未遇任何阻力，從容趕到南京，編組成一支極有沖擊力的騎兵時，強弱態勢就發生了逆轉。鄭軍缺少騎兵，陸戰自然吃虧。激戰之后，鄭軍丟失了全部陸戰營地，登陸部隊損失慘重，只好退入泊于江上的戰船中。但盡管如此，鄭軍將士的英勇頑強，還是讓清軍上下肅然起敬。清方大員梁化鳳戰后感嘆說：“當勁敵多矣，未有如鄭軍之難敗者。”可惜，英勇的士兵卻因為主帥的顢頇因循，白白流血。否則一鼓作氣，先占南京，然后背靠長江，據險而守，不知可以降低多少損失，更可以一舉扭轉抗清戰局。

鄭成功想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卻因為這一念之差，反而導致了更大的損失。他只有收集殘兵，重回海島了。這一次海盜風格的冒險，終于以一敗涂地而收場。此時，南明朝廷已然勢弱。清軍可以騰出手來全力對付鄭成功，而鄭成功也完全喪失了再次壯大自身的機會，他再也無力北伐了，只能另作他圖。

如此窮途末路，再一次證明，鄭成功的最大失策就在于私心自用。南京戰役顯示了他兵力的強盛。可見，幾年前，當李定國全盛之時，鄭成功只要與他同仇敵愾，不要說湖廣，江南也必下無疑。可他卻一直按兵不動，直到清軍攻下貴州，永歷朝廷難以招架之時，他才出兵北伐，意在自取江南。相對于清廷權威集中，用兵總能放眼全局，鄭成功的小聰明與自私，就是最具破壞力的敗筆。

南明之亡，實亡于各路軍閥視本集團利益高于抗清大業而罔顧民族大義。如此的慘痛教訓，著實應該引以為鑒。

六、南京戰役失敗后，鄭成功困居金門、廈門這兩塊彈丸之地，圖謀鄭氏集團的發展，他把目光轉向了臺灣。可他麾下的眾將領多是福建人，有著強烈的鄉土觀念，他們紛紛勸說鄭成功放棄攻臺。然而，鄭成功早已下定了攻臺的決心，他力排眾議……

正是這又一次的“一意孤行”，讓鄭成功名垂青史，昂首走入了“民族英雄”的行列。歷史跟他的初衷開了一個大玩笑。

經過周密的準備，鄭成功于1661年2月3日兵發臺灣。臨行前，他將自己的隊伍分成三批。世子鄭經率一批人馬，守護沿海各島嶼;而自己親率首批主力赴臺作戰;黃安等將領則率第二批人馬，作為戰略總預備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