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法官整人手段 古代刑訊逼供有多狠？

滿清“十大酷刑”——古代的刑罰，所謂的十大酷刑，指的是那些呢？這些泯滅人性的酷刑是一種怎樣的刑法被古代社會一直沿用？下面，小編為你們歷數出來以供了解。孔子強調以德治國，實行仁義。可是封建王朝還是兼用法家的治國之道，所謂治國不用重典，這只是儒家思想，真正的到帝國統治中，重典治國不會缺少啊。這不，所謂的十大酷刑，就是在中央集權的帝國政治體制下催生的產物，這些東西雖然慘無人道，但是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自古以來的特色、傳統和一些無法改變的根。

古代的刑法可謂千奇百怪，手段極其殘忍。從名目上來講就有笞杖、鞭撲、枷項、宮刑、刖刑、割鼻、斬首、腰斬、梳洗、剝皮、烹煮、絞殺、凌遲、車裂等多種名目。在這些刑法之中，如笞杖、鞭撲等一般情況下只會使人受些皮肉之苦，一般不會要人性命。有些刑法會使人致殘。有些刑法可以使人痛痛快快地死去；而有些刑法則會先把人折磨的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才讓其死去。

除了這些嚴厲的酷刑外，就連古代法官整人招數也千奇百怪。古代也有一套相應的嚴懲手段，從歷代刑律來看，涉案司法人員均會被追責、嚴懲。

如何防范審判出錯？

——判罰不公“其罪惟均”

案子都是由人來查、人來審的，客觀上很難保證一點不錯，如果有人營私枉法，冤案就更不可避免。

中國古人早就意識到這一點。《尚書·周書·呂刑》中便提到了刑法審判中的五大弊端：依仗官勢、挾私報復、暗中做手腳（一說聽信女人枕邊風）、索受賄賂、謁請說情，即所謂“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如果法官行為在這五方面有失檢點，造成判罰不公，“其罪惟均”，意思是其罪過與犯人相同。

可見，在先秦時期，中國古人即開始防范審判不公和司法腐敗。

就追責來說，先秦時期的懲處力度相當大。為了防止官官相衛，還出臺了舉報獎勵制度：如果同事能主動檢舉揭發枉法官員，不只可免予處分，還能頂替枉法官員職位，享受相應物質待遇。

因為有一系列嚴格的追責制度，先秦時代司法人員大都能嚴以律己，依法辦事，捍衛法律尊嚴。有的人甚至因辦錯案子而自責，自殺償命。在現代司法界也評價甚高的春秋時人李離，是相當于晉國最高法院院長的獄官，《史記·循吏列傳》記載，因為誤聽誤信，錯殺了人，李離十分自責，自己拘禁了自己，給自己判了死刑，雖然時當時的國君晉文公重耳都替他解脫，李離仍拒絕赦免，伏劍自殺。

在追責制度外，先秦時還有一套糾察制度，為受害方提供申訴渠道。《周禮·秋官》中便有一個職位叫“禁殺戮”，這是周代“掌司斬殺戮”的國家高級公務員，專門負責糾察官民擅自動用斬殺刑罰的行為，對故意不受理案件、或者阻擾他人投訴的法官，即“攘獄者”、“遏告者”，一經查出，呈報后即嚴懲，“以告而誅之”。

古代刑訊逼供有多狠

——“測罰”、“測立”形形色色

最容易造成冤假錯案的，除了法官業務水平低、責任心不強、貪欲私心重外，還與相應的刑偵制度有關。

對于案件偵破、嫌犯捕獲，古今都有一定的期限要求。據《唐律疏議·盜賊》“部內人為盜及容止盜”條，唐代對盜竊、殺人犯等，要求事發后30天內必須抓獲歸案。如果在30天規定期限內抓不到，破不了案，事發轄區內相當于今公安局長或是刑警大隊長的責任人要被治罪。

這一嚴格的破案規定，為以后各個朝代所繼承。如《大明律·刑律·捕亡》“盜賊捕限”條規定，“一月不獲強盜者，笞二十；兩月，笞三十；三月，笞四十。”同時，主管領導要被扣工資，“罰俸錢兩月”。

在這個破案規定之下，就不排除為在規定期限交差而錯抓人、抓錯人的可能。如何讓被抓者“認罪”，不可避免會使用“刑訊逼供”這類手段取證，不然被錯抓的人決不可能認罪，過去民間俗稱此為“屈打成招”。

刑訊逼供，是古代對付“大膽刁民”和歹徒、慣犯的一種手段，說白了就是一種“整人”手段。在現代司法制度下屬于非法取證行為，但在古代中國相當長的時間里是“合法的”，系一種例行程序。

刑訊在先秦便存在，到秦漢時期，則成為普遍選擇，隨后的南朝，在這方面又玩出新花樣，手段很特別。《隋書·刑法志》記載，南朝梁武帝時，有一種為官方認可刑訊手段，將在押人員大餓3天之后再審，反復餓，稱為“測罰”；南朝陳則有“測立”，將在押人員拷打后，逼其站到一個約一尺高、僅能容雙腳站立的土垛上，每次站“七刻”，約100分鐘，循環進行。

在隋唐以后，開始以法律形式規范刑訊逼供行為，但在事實上，哪個朝代都少不了刑訊逼供。

如在宋代，所使用的招數，僅從名字上就很恐怖。《宋史·刑法志二》（卷二百）記載，有“掉柴”法，砍柴棒為刑杖，拷打囚犯手足；“夾幫”法，木棍和繩索并用，緊夾犯人的頭兩邊；“腦箍”法，用繩纏緊犯人的頭，再加釘木楔；“超棍”法，反綁犯人兩腿跪在地上，將短硬木插在其間，交辮兩股，并讓獄卒在上邊跳躍……

如何限制非法取證？

——刑訊孕婦“拷、決者杖一百”

如此酷刑，求生不得，求死不成，沒有幾個人能不“老實交代”的。正如《漢書·路溫舒傳》中記載的西漢時著名法官路溫舒所言，“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意思是，嚴刑拷打之下，什么樣的口供得不到？所以好多犯人難受不了，只得就范，編造供詞。

東漢永初年間（公元107—113年），曾出現了不少冤案。《后漢書·和熹鄧皇后紀》記載，當時臨朝的鄧太后，親自到洛陽寺審案。就如今張氏叔侄被冤為奸殺一樣，有的囚徒根本沒殺人，因遭刑訊逼供只得認罪。鄧太后仔細察看，最后理清了所有冤案，逮捕辦案的洛陽縣令，下獄抵罪。

在古代，因為刑訊手段過于嚴酷，有時連皇帝都看不下去。《魏書·刑罰志》記載，北魏拓跋宏（孝文帝）當皇帝時，有的法官一旦定不了案，便采取刑訊逼供取證手段，給犯人戴上超重刑具，如不交代再在脖子上系上一塊大石頭，安排身強體壯的獄卒輪番拷打。孝文帝“聞而傷之”，當即批示，以后不是大逆不道，且有明證卻不肯招供者，不準再給犯人戴大型枷鎖。

所以，考慮犯人容易屈打成招，造成冤案，即便在刑訊合法、允許逼供的朝代，法律對刑訊行為也是有嚴格限制的。

為了防止非法取證，各代的用刑標準都有上限，如唐代便規定，“累決笞、杖者，不得過二百”，即最多打200下。對特殊對象，唐代還有規定，70歲以上的老人、15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殘疾人、孕婦，一律禁止刑訊。

《唐律疏議·斷獄》“拷決孕婦”規定，“諸婦人懷孕，犯罪應拷及決杖笞，若未產而拷、決者杖一百，傷重者依前人不合捶拷法；產后未滿百日而拷決者減一等。失者，各減二等。”從中可以知道，如果對孕婦行刑、刑訊，相關責任人要被“杖一百”；即便對生產以后、未滿百日的女犯動刑，法官也要受到處罰。

唐代這一防止非法取證規定，在后來的宋、元、明、清諸朝刑律中，都有類似的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