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國歷新年遇“尷尬” 不知什么時間過年

不知什么時間過年

1912年1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經各省代表會議議決，由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于1月2日通電全國，宣告中華民國改用陽歷，以陽歷取代中國從前通用的陰陽歷(俗稱“陰歷”或“農歷”)。作為一種過渡，臨時參議院根據民國改歷的精神與國民的風俗習慣，議決編歷辦法四條，其中之一就是“新舊二歷并存”。開始時難免出現混亂。

在習慣了過農歷新年的人們中出現了不知什么時間過年的尷尬了。通俗以陽歷為“官歷”，農歷為“民歷”，“新舊參用，官民各分”。歲時令節，既按農歷進行農事活動和過傳統節日，又按陽歷進行政治活動和新節日紀念，乃至過年也是“新歷之新年，系政治之新年，舊歷之新年，乃社會的新年”。北京有文而黠者，撰一春聯曰：“男女平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陰陽合歷，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聞者絕倒。

喜歡過土產的陰歷年

民國官方為提倡陽歷，規定于陽歷元旦前后放假3日以表慶賀，但在陽歷元旦這天，僅官署舉行團拜，官場中人通柬賀新，而人民方面頗少舉動，間或有具饌宴會者，亦士紳之流。官方將舊歷元旦定為“春節”，一般人民拘于習慣，仍于此日舉行過新年的一切儀式。官方順應民心，在此時放假5日，以示與民同樂。

官場人士無形中亦多受影響，“催發欠薪也，預借撥付也，以便持歸寓內購食品，添新衣，償舊欠，與家人婦子圍爐共坐，作吉祥語，以祈新歲幸福”。在新生活運動中，南京國民政府以陽歷為“國歷”，舊歷為“廢歷”，規定春節不放假，照常上班，并在1930年春節派人到中央各部去檢查上班情況，登記沒有來上班人的姓名及去向，還給以處分。

時人對此發表議論說：“盡管政府當局三令五申命老百姓過陽歷年，可是本土的中國人是喜歡過土產的陰歷年的，即就是把‘陰歷’叫做‘廢歷’也沒有用，大多數國民是樂意廢物利用的。……陽歷年節除掉機關學校放三天假外，是與一般國民的實際生活不發生關系的。”

提倡過國歷新年失敗

出生于清宣統元年(1909)的當代詩人、蘇州人何芳洲，也有過過國歷新年失敗的經驗。他曾寫過一篇談歲時風土的文字，回憶了自己在《論語》雜志1936年的新年號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元旦書紅》。

該文談到在抗戰前夕的某一年，政府厲行革除舊習，不準過舊歷年。當時連陰陽合歷通書(即“皇歷本”)的出售也是犯禁的，只能偷偷地買賣，禁令不可謂不嚴，可是結果失敗了，自那以后就不再提起禁止過舊歷年的話。

他個人也有過失敗的經驗。他“提倡過國歷新年”，把一切舊歷年的玩意兒硬搬到國歷新年，照樣祭祀祖先，請家人吃年夜飯，預備了糖果碟子等著款待新年中來訪的賓客，哪料國歷新年中賓客沒有來上門，糖果都給小孩子們劫收一空。

過了一個月光景，陰歷年關到臨，家里自己人先發難，說要多買些菜做年夜飯，何芳洲詫異地說：我們的年夜飯不是已經吃過了嗎？誰知家人眾口一詞地回答說：那不算，那只是吃著玩的。他覺得“眾怒難犯”，只得再來一次。又覺得不能因活人會抗議要求而變通辦理，死者雖不會說話，在良心上似也未便欺侮，于是重又祭祀一番。他說：“這種痛苦的經驗，使吾再也不敢遵行國歷，免致徒受損失，自貽伊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