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水滸傳》中李應為什么沒識破宋江的騙局

宋江打破了祝家莊，得到了很多糧食和財物，高高興興地裝車回梁山去了。可是，他似乎忘記了出征前的四個目的之一，就是拉李應入伙。李應是李家莊莊主，他和祝家莊、扈家莊結成了軍事聯盟，當梁山泊這樣的強人前來劫掠的時候，一家有事，三家相互支援。不過，這當中出現了一個問題，致使李家莊和祝家莊分裂。祝家莊捉到了一個偷雞賊時遷，口口聲聲說自己是梁山泊的人，而和他一起前來的楊雄、石秀卻認識李家莊的管家杜興，他知道，這三個人是準備投奔梁山泊，卻還不是梁山泊好漢。為了義氣的份兒上，杜興想讓莊主李應出面救出時遷，李應答應了，就寫了一封信給祝家莊。可是祝家莊三兄弟并不給這個面子，還說李家莊暗通梁山泊反賊，導致兩家刀兵相見。也是李應自恃武藝高強，打斗起來竟然沒有防備祝家三少爺的暗箭，被射傷了腿。也是因為這件事情，李應上不了馬，打不了陣仗，所以是既沒有和祝家莊一道對敵梁山泊，也沒有和梁山一道攻打祝家莊。

宋江走后，李應家里來了一個本州知府，帶著一班執事和“三五十部漢”，向他詢問祝家莊被打破一事。李應說自己有傷在身，一向閉門未出，“不知其實”。知府就說祝家莊有狀子，告他“結連梁山泊強寇”，引誘梁山泊軍馬前來，“打破了莊”，還收了他許多好處。李應辯白，知府就說要李應到府里，“自與他對理明白”，然后把李應綁了，帶著他出了李家莊。一同帶走的還有管家杜興。一行人出了莊門，“行不過三十余里”，梁山一班好漢出現了，“那知府人等不敢抵敵”，撇下李應，“逃命去了”，宋江強拉硬拽，把李應請上了梁山。不用說，這一切都是宋江安排的。

宋江設的這個騙局并不高明，其中有幾個明顯的漏洞。一是戰火剛剛結束，一個知府敢來上門興師問罪嗎？假如梁山“賊寇”還在這四周掃蕩怎么辦？二是拿人都是都頭的事情，用得著知府親自出馬嗎？這恐怕不會有先例。三是來的人太少。要知道，李家莊既然能夠和祝家莊結成聯盟，其實力肯定非同一般，否則，祝家莊怎么能夠愿意和他聯手對付梁山泊這樣的大山頭？鄆城縣要捉拿晁蓋，派出了一個縣尉，兩個都頭，帶著一百來人。李家莊這個敢不買賬梁山的村子，三五十個人敢進村捉拿人嗎？或者說，這樣明顯的漏洞，李應為什么識不破呢？

這是基于一下一些原因：李應做了“虧心事”。就那個時代來說，梁山泊毫無疑問就是“賊寇”，這就是祝家莊、扈家莊和李家莊能夠結成聯盟共同對付的根本原因。宋江攻打祝家莊，事情是由時遷偷了人家的報曉雞引起。時遷被捉，楊雄和石秀逃上了梁山，晁蓋要斬了這兩個人，原因是他們以“梁山泊好漢的名義去偷雞吃，因此連累我等受辱”。晁蓋要點起人馬下山“洗蕩了那個村坊”，以便“不要輸了銳氣”。宋江把晁蓋攔下了，攔下的不僅僅是不殺楊雄、石秀，還有晁蓋的親臨指揮權。但宋江說得很明白，“若打得此莊，倒有三五年糧食”。此前杜興也說過，三村結下誓愿，就是害怕“梁山泊好漢前來借糧”。像梁山這樣的山頭下來借糧，不過是說得好聽，實際上就是強要，不給的話，搶都是輕的，把人殺光也不是沒有的事。為了應付這樣的事情，三村結下了同盟。李家莊的管家杜興是這樣說的：“這三村結下生死誓愿，同心共意，但有吉兇，遞相救應，唯恐梁山泊好漢過來借糧，因此三村準備下抵敵他。”李應的虧心事正在于此。

本來，三家聯盟就是防備梁山泊的，李應應該知道，救一個時遷這樣的人，就是通同反賊。這就是說，是他首先破壞了三家達成的契約。如果說，前面是因為杜興傳話，他還不知道時遷是個什么樣的人，那么，后來他自己找上門去，祝彪已經給他把話說清楚了，他仍然不肯收手，這就是有意為之了。當時的李應，可能在面子上有點兒過不去，想憑著自己的本事挽回這個面子，但事情過后，他是知道自己這種行為后果的。所以，當這個假知府說祝家莊把他告下了，李應不會再去考慮這個知府是真是假，而是急于辯白自己有沒有通同梁山泊。俗話說“心里無閑事，不怕鬼叫門”，正因為李應自知做了虧心事，所以才不分真假乖乖的跟著那個假知府前去“對理”。

封建社會，人是分等級的，尤其是官和民那區別是非常大的，一個人一旦當了官，那毫無疑問就是“光宗耀祖”。就像后世那個范進，一旦中了舉人，連老丈人都對他態度十分的謙恭。所以說，像李應這種人，在村里他可以是老大，祝家兄弟抹了他的面子他定要拔刀相向，但見了官員卻立刻表現的畢恭畢敬。所以，當莊客前來報告說知府來了，“便問祝家莊事情”，李應沒有絲毫疑問，“慌忙叫杜興開了莊門，放下吊橋，迎接入內”。這就是一種典型的畏官心里，生怕迎接的慢了，當官的心里不舒服，因而對自己不利。

像李應這種心態，現實生活當中比比皆是，即便是《水滸傳》當中也有一些例子。比如說宋江，他為了到華州救魯智深等人，劫了宿太尉，扮作欽差，不僅騙過了西岳廟里的觀主，連華州太守派來的推官也騙過了，說到底，就是這種民畏官、下畏上的心理使然。還有那個高俅，好漢們個個恨他恨得咬牙切齒，尤其是宋江，可真見到了高俅，立刻就表現出一副低眉順耳的架勢，這是那個時代人們骨子里的東西，道不清長短。封建社會的官員都穿官服，要想了解一點兒民間事情，只能是換上便服出行，這叫做“微服私訪”，為什么？就是官和民是不平等的，穿著官服了解不到真實情況。所以，李應盡管是莊主，但仍然是民，見了官，必須下跪，一個知府進了家門，李應沒有嚇傻，已經很是一個“好漢”了，再讓他分清真假，也實在是難為他。

除了李應自身的原因之外，還有一點，就是宋江設計安排的比較周密。在人員安排上，知府和貼身人員，除了官員就是讀書人，也就是說，這些人曾經當過官，或者是有準備當官，所以裝起來很像。至于那四個都頭，倒不用考慮別的，武藝高強就行。在時間上，宋江安排在打破祝家莊不久，這讓李應來不及到衙門里去打探消息。進了莊，一班人直接進入李應家內，說話直奔主題，不給李應辯駁猜疑的時間。兩三句話之后，直接就把人帶走，可以說，李應自始至終都處在一種小心應付的狀態之下，根本就不可能有時間懷疑。李應上山，是宋江事前的打算，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宋江又做了精心的設計，這是一個信號，說明宋江已經開始主動網絡天下好漢前來梁山聚義，以便共同“替天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