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西漢司法 法儒兩家曾多輪交鋒爭奪主導權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西漢大儒，憑借春秋決獄而在中國司法史上留名。春秋決獄又稱引經決獄，核心在于強調論心定罪，故決獄過程“時有出于律之外者”。

漢代儒生的崛起與地方歷練的影響

在董仲舒被漢武帝賞識之前，因過于信奉天人感應之理，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上奏，嚴明皇陵祖廟兩次失火之因乃災異所致，遭武帝罷廢為中大夫，遂以教授《公羊春秋》為業。不過，時隔一年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詔征求治國方略，儒生董仲舒仍以天人感應對答，一舉成名，并借此機會系統地闡釋了“大一統”學說，極合武帝打造中央集權統治之意。

一戰成名之后，時年45歲的董仲舒并未得到在中央任職的機會，而是曾兩度被派往地方王國任職。第一次是在成名后不久即前往曾經尚武的“七王之亂”之首吳王劉濞之地，擔任粗暴蠻橫的武夫江都易王劉非的國相。劉非乃武帝兄長，亦有謀反圖霸之心，對聲名大噪的董仲舒相當禮遇，將其比作曾輔佐齊桓公稱霸的管仲。然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統”的政治主張將其馴服，打消了其造反的圖謀。董仲舒在江都為相六年，以儒家公羊學為指導，采陰陽五行，祈雨止澇。第二次是在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被薦任為同樣是武帝兄長的膠西王劉端的國相。劉端比劉非有過之而無不及。在短暫的4年后，董仲舒以有疾為由辭官。

在武帝削藩之后，委任地方或被視為漸離政治中心而遭疏遠的預兆，更何況是遠離長安的江都和膠西。不過，劉非和劉端乃武夫出身，將大儒派往地方，也是武帝刻意安撫削藩后的地方王國之民心，企圖徹底改善地方不時溢出的強調霸道的法家意識流。將董仲舒置放到頗為粗鄙和彪悍的地方王侯身邊歷練，意在檢驗儒家王道思想的功效。并非紙上談兵的董仲舒沒有讓武帝失望，在10年江都國相任期內作出了不菲的政績，而且徹底貫徹了其所主張的天人感應學說和春秋大一統學說。這些都被武帝看在眼里。董仲舒對天人感應學說持之以恒的堅守，使他在地方執政期內藉此普度眾生。15年的官場歷練在董仲舒看來不僅實踐儒學經義已足矣，也在相當程度上擴大了儒家經義主義的影響力，所以在他尚未到60周歲時，便全身而退。畢竟在武夫專政的諸侯之地任職有動輒得咎的危險，且稱病辭官也符合儒臣之慣習。

致仕隱居與儒家的以退為進

按照常理，告老還鄉是董仲舒作為儒生的當然之選，但他并未就此徹底隱退，也未回到家鄉廣川郡(今河北衡水)，而是遷居到長安的一條陋巷，別有種“中隱隱于市，大隱隱于朝”的隱士風骨。

須知，漢代的隱士普遍隱于民間，他們多是在自己的故鄉或是四處游走，以占卜或傳教等方式生活。西漢時還出現了朝隱的現象。而且，董仲舒尤擅長公羊學，在景帝時即為經學博士，開壇講學，廣招門生，其學生后來也與他同樣成為諸侯王國的國相和長吏。以講經傳教的方式繼續活躍在首都思想圈，以維持儒家持續的影響，正是董仲舒深居陋巷的初衷。

這樣說來，董仲舒從官場退出是有目的的退出，是一種以退為進之策。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董仲舒以75歲的高齡病逝，這距離他隱居長安的陋巷已超過15年，足見他逗留在長安并非真正以安享晚年為目的。

據《后漢書·應劭傳》稱：“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大獄，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不過，《春秋決獄》這本書相較于其成名作《春秋繁露》相差太遠。《春秋繁露》可以視為闡釋西漢中央集權理論的扛鼎之作，而《春秋決獄》充其量只能算作一套簡單的案例/司法裁判手冊，其失傳于后世就不足為奇了。

不過，董仲舒動了編寫儒家裁判操作手冊的念頭，應該是當時司法被儒家經義不斷入侵的真實寫照，司法界急需要一套案例指導用書助其引經裁判。這也或許是張湯在通過數次問計于董仲舒的過程中，傳達武帝的圣意所致。因為作為酷吏代表的張湯，不可能由衷地接受儒家的引經決獄，否則司法裁判會失去基本的準則，酷吏所推崇的以“法”治國的法家理論便不攻自破了。這也是后世批評春秋決獄的主要原因。張湯親自陋巷問計，基本都是未決的朝廷大案，在大案上猶豫，求教于儒家之經義，無疑是為儒家思想占領司法制高點創造機會。這無論如何也不是酷吏張湯心甘情愿所為，很可能出自武帝的授意。

君臣對弈與司改交鋒的微言大義

還有至關重要的一點，武帝為何不微服私訪，親至陋巷問政，做出禮賢下士的表率，這豈不更符合帝王的形象塑造？

一則，是因為微服私訪、禮賢下士都是將儒家思想視為圭臬的君王慣用的手段。以法家為意識形態的武帝，不可能因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和其在地方的政績而迅速轉向儒家。雖然他在晚年有這樣的意思。因此，張湯作為武帝心腹，成為了溝通法家和儒家的關鍵人物。張湯和董仲舒的多次對談，也就成了法家和儒家思想的論辯。故而，董仲舒后作的《春秋決獄》不得不“言之詳矣”。

二則，“數遣張湯”表明當時的疑難大案在儒家經學逐漸興盛的背景下，繁多且棘手。隨著五經博士的設立和博士弟子的出仕，充斥在武帝官場的儒家知識分子愈來愈多，儒生參政使得仁義和教化成為關乎王朝大政的正統，臣民規諫便獲得了充分的正當性。于是，賢良對策、吏民上書都成了經常性的政治活動。董仲舒被武帝發現也是基于這樣的契機。

因此，武帝才會多次派出法家酷吏首領張湯去接觸儒家仁義領袖董仲舒的精髓，而且授意作《春秋決獄》為案例指導或司法裁判手冊，試圖改變法家酷烈深刻的司法形象。

這已經表明，武帝此時意在通過司法試探以酷吏為代表的法家舊勢力，和以循吏為代表的儒家新勢力雙方的容忍限度和協同為治的可能。沈家本曾言，“使武帝時，治獄者皆能若此，酷吏傳亦不必作矣。”這無疑是儒法已有隔閡的寫照。

就此而言，“數遣張湯”可被視為武帝所主持的第一輪儒法協同司改的非正式會談。此事在《后漢書·應劭傳》中寥寥數筆，為的是強調同樣是春秋決獄大家的東漢大儒應劭對武帝發動儒生司改的承繼，且應劭也同樣撰有《春秋斷獄》。

以《春秋決獄》慣用的“微言大義”之解讀方法來重新審視這段故事，可以窺視武帝、張湯和董仲舒三者之間在史書中難以言說的關系，更凸顯了在武帝以儒家經義改革司法，進而引經入律的過程中，法儒兩家多個回合隱秘但激烈的交鋒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