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時用動物等非人格化的神來守衛門戶

其實，門戶之祀起源于西漢。初起時，人們以“桃人飾門”、“畫虎于門”、“戶貼畫雞”等非人格化的神來守衛門戶。而后出現的人格化的門神是“神荼、郁壘”。典出王充《論衡·訂鬼篇》，所以《山海經》佚文，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技間東北日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于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郁壘與虎。懸葦索以御兇魅;有形，故執以食虎。”這個故事除將“神荼”、“郁壘”作為門神外，還延伸出如應劭《風俗通義》所稱的“飾桃入、垂葦茭、畫虎于門”的習俗。“神荼”、“郁壘”作為門神，除了文獻還有實物為證，漢畫像石上就有神荼郁壘執虎飼鬼的形象，與上述文獻“執以食虎”的所述一致。

在古人的觀念中，路有路神，橋有橋神，門有門神。自從有了神荼郁壘，門神便有了專人的特指。尤其是刻版印刷普及之后，彩印的門神遍貼家家戶戶。“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王安石《元日》詩)這是一種民俗。是在新春時節除舊布新，討個吉利。最早的“桃符”是用桃木板做成的，寫上“神荼郁壘”的名字，后來才演變成春聯和門神，唐代出現了驅鬼的鐘馗作為門神，后來則是門將秦叔寶和尉遲恭將。

其實，在神茶、郁壘之前，不論是門闕還是墓門，一些神人和辟邪的瑞獸之類雖未被明確稱之為門神，但已經有了門神的含義。

門神即是 “先妣神”。隨著歷史的演進，門祭活動在形式上發生了變化，祭祀所用祭品或器物由以前的“牲人”變為“牲畜”，祭祀的位置也由“門址下”轉移到了門上，并用 “桃梗”飾“門神”掛于門上或兩旁，其功能從“主出入”保平安到“辟邪疫”。門神以其自然形態(神仙、動物、植物)開始出現。

鋪首是門祭的一種形式。“牲人于門址下”的人體犧牲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在不斷變化的社會機制中，趨于減弱乃至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宰殺動物來祭祀祖先，也有將氏族的圖騰或禁忌的動物頭安置于門上作為祭祀方式的民俗。到了漢代，門上安置動物頭演變成漢代“門”上的“鋪首”，形成新建筑的裝飾風格和風俗，其仍然隱含“鎮災避邪”之功能。《北史·流求國傳》記載：“言流求國人家門戶上必安置獸頭”，給我們一個暗示了。

在農耕文化的歷史過程中，“家”是很重要的一種形式。每人都有一個家，又由無數個家組成了社會。因此，中國古人對家和家族的觀念較強。不僅愛護家，維護家，而且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光宗耀祖、榮華門庭。

從造型藝術上可以看出，人們為了愛護家和維護家，多強調圓滿、富貴、合家歡樂;而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又從相反的方面強調辟邪、消災、合家平安。為了保平安，除了靠人力之外，在觀念意識上幾乎動用了所有的神靈祥獸，而且都是從大門開始。

首先是“門神”。除此之外又請來了各種猛獸，就像后來的石獅子把門一樣，對自己人是溫馴的，但對外人則是兇猛的。大門的門環本是個實用之物，方便于開閉，而觀念上的安全則是加了一個“鋪首”。鋪首是環的底座，可是，一旦把這底座變成了獸頭，讓它銜著門環，便增強了安全的意義，從儀表上看也更加威嚴了。

司馬相如《長門賦》：“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咳而似鐘音。”

傅毅《舞賦》：“黼帳祛而結組兮，鋪首炳以煜煌。”

這都是對“鋪首銜環”的描寫。那么，這“鋪首”之“首”又是什么動物呢？不論從文獻或對照其形象看，并非實指。也就是說，它是一種藝術的概括，是集勇武、兇猛的動物于一身，而塑造的一個最厲害的形象。它有炯炯有神的眼睛，鋒利的獠牙，嗅覺靈敏的鼻頭，豎立的大耳，堅硬的鬃毛;如虎似狼，像獅似豹，總之，是人們想象的一種內慈外兇的形象。有這樣的鋪首銜環，門戶還不安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