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爾為何在二戰關鍵時刻棄攻柏林城？

1945年初，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率領英美盟軍勝利抵達了西距柏林城幾十公里的易北河沿岸，而朱可夫率領的蘇聯紅軍百萬之眾也快速推進到了東距柏林城僅幾十公里的奧得河、尼斯河一線，兩軍已經形成了對納粹德國首都兩面夾擊之勢，攻克柏林已經指日可待。客觀地說，攻占柏林在政治上無疑具有獲取二戰勝利這頂皇冠上璀璨明珠的意義，也是青史留名的絕佳機會。

然而，就在這個關鍵時刻，艾森豪威爾卻毅然決然地放棄進攻柏林城，拱手把這一世紀榮譽讓給了蘇軍，他的這一做法連當時的英國首相丘吉爾都十分惱火。艾森豪威爾完全改變了此前突擊柏林的作戰計劃，這是當年爆炸性的事件。那么，艾森豪威爾為什么不打柏林呢？

原來，艾森豪威爾深入研究了德軍在柏林城的防御部署后，認為希特勒還在柏林困獸猶斗，盟軍要想強攻柏林城，至少要付出10萬人的重大傷亡代價。實際上，后來蘇軍在柏林之戰中共傷亡了30萬人。同時，在仔細研究了德國的行政區劃分之后，他敏銳意識到戰后東西方陣營對德國占領區的劃分肯定要以把德國從南到北一分為二的易北河為界。

如此一來，即便盟軍費盡千辛萬苦打下柏林城，將來戰后也必然要交還蘇聯，那又何必為人作嫁而大動干戈呢？所以，他對柏林城這顆熟透了的桃子毫不動心，斷然放棄攻打柏林城。后來的史實演變果然不出艾森豪威爾所料。從這一案例中，我們不難看出一個高明的領導者應該具備的幾點素質。

一是要有敏銳的政治洞察力。軍事與政治自古以來密切相關。19世紀德國著名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曾經深刻指出，“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要使整個戰爭或者我們稱之為戰局的戰爭中的大規模軍事行動達到光輝目標，就必須對較高層次的國家關系有遠大見識，在這里軍事和政治就合二為一，統帥同時也就成為政治家”。

艾森豪威爾在柏林攻堅戰前就洞悉了二戰后世界政治形勢大格局，棄攻柏林表面看似無所作為“十分可惜”，實際上不但避免了官兵無謂犧牲，而且使其他方向作戰力量得以加強，從而使其“盡量多用美國軍隊去占領德國領土”的政治意圖得以實現。通觀古今中外良將名帥，無一不是像艾森豪威爾這樣具有敏銳的政治鑒別力和洞察力，政治上的雄才大略與軍事上的“智信仁勇嚴”相得益彰。

二是要有清醒的決策應變力。敢于和善于決斷，是杰出將帥必備的才能和顯著特點之一。戰場形勢瞬息萬變，戰機稍縱即逝，決斷能力十分重要。二戰當時的英國名將蒙哥馬利也認為：“猶豫不決，對于任何軍官來說，都是致命傷，對于司令官來說，不啻是犯罪。”艾森豪威爾在兵臨柏林城下時清醒看到，美英盟軍和蘇聯紅軍在爭奪柏林的比賽中并不占優勢。艾森豪威爾認為，與其條件不夠成熟就倉促上陣與友軍爭奪殺戮一只垂死掙扎的困獸，不如另辟戰場去殺傷其他殘敵，盡可能占領更多德國領土，奪取更多實際利益。雖然盟軍一些高級將領不解，甚至丘吉爾等英國軍政要人還不斷責難，但是艾森豪威爾頂著壓力不為所動，最終歷史證明了他的決策是對的。

三是要有冷靜的淡泊名利心。我國古詩有云：一將功成萬骨枯。然而，艾森豪威爾認為，僅僅為了一己虛名就把成千上萬的盟軍士兵往火坑里推，無論如何不可以。正如他自己讀史感悟到的：當拿破侖開始為拿破侖而戰時，法國垮臺了。在他看來，以最小的傷亡最低的代價徹底消滅其余德軍，干凈利落地結束這場戰爭，才是應該追求的最終目標。正因為有這種對部屬生命的真誠關愛和悲憫情懷，有這種不耽于名利的寬闊胸襟和高尚品格，他才在兵臨柏林城下時頭腦依然保持了理性，頂住了蒙哥馬利等眾多部將的踴躍請戰和英國首相丘吉爾等政界高層的責難，堅持不打柏林城。愛人者，人恒愛之。果不其然，在二戰結束后不到10年的1953年，艾森豪威爾就因戰功卓著、德高望重、深得民心而被選舉為美國第43屆總統，達到了他事業的頂峰。那些投票給他的美國民眾中，不乏眾多曾經跟隨他東征西討的美軍將士及其家人們。歷史又一次證明，只有把部屬的生命和利益舉過頭頂，部屬才會由衷欽佩地把這樣的領導者舉過頭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