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第一監獄”提籃橋究竟處決了多少日本戰犯

監獄史研究專家徐家俊接受早報專訪

談提籃橋的“前世今生”

民初革命黨人章太炎、鄒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任弼時，汪精衛妻子陳璧君，侵華日軍戰犯岡部直三郎大將、安藤利吉大將，“文革”上海寫作組成員朱永嘉，上海“首富”周正毅，殺警“刀客”楊佳……這些不同時代、不同身份的人物之間有何聯系？答案是他們都進過上海提籃橋監獄。

提籃橋監獄建造于1901年，在當時號稱“遠東第一大監獄”，是中國仍在使用的歷史最悠久的監獄。在上海人的心目中，“提籃橋”就是監獄的代名詞，但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在更為廣闊的時空中，提籃橋的意義要遠遠超越監獄本身，僅從上面那些名字，我們就能看到一部微縮版的百年中國史。但因為仍在使用，我們又不能將提籃橋監獄視為歷史遺存。

福柯將監獄的功能總結為“規訓”與“懲罰”，懲罰自不待言，而規訓，在中國主要表現為改造，在歐美國家主要是感化，方式不同，目的實一。懲罰與規訓的實踐變化，實際上深刻反映著一個國家的司法進程和社會的文明程度。和中國其他監獄一樣，提籃橋監獄也一直在追尋“現代”與“文明”。

正是看到提籃橋監獄可以作為過去和現在之間絕好的橋梁，原上海監獄管理局史志辦主任徐家俊從上世紀80年代末就開始關注提籃橋監獄的史志研究，后又擴大到整個上海乃至全國的監獄研究。(編注：他曾兼任中國監獄工作協會監獄史學專業委員會秘書長，中國政法大學監獄史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副主任。也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史》的編撰。)今年4月，他的《上海監獄的前世今生》(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正式出版。全書46.5萬字，系國內第一本全面敘述上海監獄的往事與現狀的專著。

現年66歲的徐家俊于1972年進入提籃橋監獄，先是在第一線管理犯人，后轉入機關，繼而“半路出家”進行監獄史志的研究。這本《上海監獄的前世今生》匯集了他20余年的研究成果，內容涉及上海近現代各個監獄的介紹、重要歷史人物和重大歷史事件的梳理，以及各時期監獄典獄長生平和部分監獄史實的考辨。

6月30日，早報記者對徐家俊進行了專訪。徐家俊心中存著一部提籃橋監獄史，對歷史上的廈門路監獄、漕河涇監獄、思南路監獄、北新涇監獄等上海其他監獄的情況也如數家珍。他提出的“提籃橋監獄是抗戰勝利后中國境內第一個審判日本戰犯的場所”的論斷，已經為社會所接受。

徐家俊認為，長期以來社會對于監獄情況比較陌生，往往道聽途說、真假參半，監獄研究和反映其生態的文學、影視作品也較少。相比于拘捕、審判，徐家俊認為“犯人在監獄服刑改造不是一兩天，這是司法體系中最后一個關口，也是檢驗司法公正的一個重要部門”。

中國的海牙

東方早報：你最初是在監獄一線做獄警，后來是如何開始進行監獄史志研究的？

徐家俊：我是1974年調入監獄機關的。監獄史志研究有個大的背景，當時各地都開始地方志、行業志的編撰。我們通過史志工作也拓寬了視野，平反了冤假錯案。我感到提籃橋歷史比較長，文化底蘊豐厚，就以提籃橋為起點開始研究。

印象比較深的是，我們年輕時就聽到過王孝和的事跡，他是楊樹浦發電廠的工人，領導工人和廠方斗爭，在1948年被反動派槍殺在提籃橋。電影《鐵窗烈火》就是根據他的事跡改編的。但是當時有本書中說王孝和被槍決的地方是江灣。我感覺不太對，就查了些資料進行研究，后來向虹口區政府申報在提籃橋設立“王孝和烈士就義處”，并列為虹口區革命紀念地。

東方早報：《上海監獄的前世今生》書中介紹提籃橋是對日本戰犯關押、審判與執行的重要場所，其中對日本侵華戰犯的審判是中國境內第一次？

徐家俊：從1945年12月起，位于提籃橋監獄內的上海戰犯拘留所陸續關押日本戰犯。不少日本戰犯從國外及國內陸續移押過來，像侵華日軍第34軍參謀長鏑木正隆少將等10多人和第13軍軍團長澤田茂中將是從東京押抵獄中，侵華日軍駐臺灣總督、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將等人是從臺灣押過來，侵華日軍第六方面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大將等人是從漢口押送過來。

到1947年初，提籃橋共關押了180余名日本戰犯。在關押期間，有的戰犯就在獄中自殺或病亡了，比如安藤利吉在1946年4月19日夜里，吞服了秘藏在衣縫中的劇毒自殺，自殺前還給侵華日軍總頭目岡村寧次寫了一封信。

至于在中國境內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則要分兩部分。一是1946年初，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兼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將軍奉命在上海組建的美軍軍事法庭，地點就設在提籃橋監獄。1946年1月24日上午，美軍軍事法庭正式開庭審判18名日本戰犯，審判過程向全球廣播。經過幾次庭審，2月28日法庭對18名日本戰犯作出宣判，判處鏑木正隆等5人死刑，除一人無罪釋放外，其余從1年半徒刑到無期徒刑不等。除了這一批外，此后又對29名日本戰犯進行過多次審判。

二是國民政府也設立了軍事法庭。從1946年5月起，先后在北平、沈陽、南京、上海、臺北等10個城市設立了專門審判日本戰犯的軍事法庭。這10個城市中，審判最早的是上海和北平，都是在1946年4月。上海審判日本戰犯的軍事法庭設在虹口江灣路1號。而美軍軍事法庭則于1946年1月24日在提籃橋審判日本戰犯，所以說上海提籃橋監獄是中國境內第一個審判日本戰犯的地方。

美軍軍事法庭在提籃橋內共審判了8批47名日本戰犯，5人在提籃橋執行了絞刑，當年的絞刑房完好如初，目前是上海監獄陳列館的亮點之一。

國民政府的軍事法庭在上海審判了116名日本戰犯，判處死刑14人(其中1人后改判為10年)，有11人是在提籃橋監獄刑場槍決的。另外由于廣州軍事法庭審判結束后就被撤銷，還有3名日本戰犯從廣州移送到提籃橋執行。總之，提籃橋共執行了19名日本戰犯死刑，其中處絞刑5人，槍決14人。

所以，鑒于提籃橋監獄在對日本戰犯關押、審判和執行上的重要性，在1997年8月份，提籃橋監獄被市政府列為上海市抗日紀念地點。2015年春節期間，央視的法制頻道播放的七集紀錄片《遠東第一監獄》中，其中一集的題目就是“中國的海牙”。

在監獄舉行的婚禮

東方早報：《人民文學》曾發表過一篇報告文學，叫《中國有座魯西監獄》，里面介紹了新時期現代化管理模式下，監獄管理人員和服刑人員之間發生了很多動人的故事，甚至有服刑人員在刑滿釋放后，因為長時間脫離社會，無法融入再要求回到監獄的。在你看來，這里是否存在夸大，類似的事情在提籃橋或上海的監獄出現過嗎？

徐家俊：山東的魯西監獄我也去參觀考察過，文中的內容是真實的。該文的作者我也認識。上世紀80年代中期，提籃橋監獄一個叫金城的犯人，他入獄之后，通過干部的教育，在獄中懺悔自己罪行，學習文化。刑滿釋放后，找了個對象，金城主動提出在提籃橋監獄的小禮堂舉行婚禮，說明他對監獄的感情還是蠻深的。當時好多媒體都登過這個新聞，婚禮照片及報道甚至還登上了《人民畫報》和《上海畫報》。

金城覺得監獄讓他獲得了新生。當時獄方也覺得他這個事情蠻好，對其他犯人具有教育意義。后來他在上海浦江輪渡上工作。

金城在監獄舉行婚禮在社會各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多年來，監獄不斷完善管理模式。實踐上，一個特點就是分類管理分類教育，注重細節。對老年犯，專門給他們燒軟一點的伙食。對犯人開展心理咨詢。還有近些年，新收犯監獄設有艾滋病犯管理監區，主管干部胡水清還被評為上海市勞動模范。

再有就是改造形式的多樣化。比如上海市“平安英雄”嚴大地是提籃橋監獄“習美”主管警官，他組織犯人學習繪畫，通過藝術熏陶教育犯人。還組織犯人寫詩歌，提籃橋監獄有詩歌刊物，犯人的優秀作品可以發表，不定期舉辦詩會。2004年，監獄將整理的部分作品，由文匯出版社出版了詩集《罪魂與詩神》。

東方早報：魯西監獄的例子，一方面說明監獄管理思路的轉變，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某些不足，如沒有處理好刑期較長犯人對社會認知的更新。

徐家俊：所以我們特別注意讓犯人了解社會發展，提前適應社會變化，比如提籃橋監獄成立了全國第一個大墻里的消費者保護協會，上海各監獄設有超市，組織犯人學文化、學技術。運用社會力量，邀請各界人員組織各類專題講座，鼓勵犯人訂閱報刊，了解社會時政，跟上時代步伐。

監獄是一個國家的特殊窗口

東方早報：檔案資料顯示，60年來，提籃橋監獄先后接待各國來訪人員500多批、5000余人次。你在書里提到，很多外賓反映，犯人在這里受到了良好的對待，是人道主義的。

徐家俊：監獄對外開放，很有意義。俗話說得好，“百聞不如一見”。監獄是一個國家的特殊窗口，監獄的管理情況其實是和城市的發展、文明程度相關的。我們重視犯人的基本權利和犯人的基本義務，現在犯人的維權意識也比較強，整個社會對犯人的基本義務與基本權利更為關注。

我們還實行獄務公開，有的監獄還曾組織犯人家屬不定期地參觀監室、伙房等，對于預防監獄系統的職務犯罪，我們也有越來越嚴密的一套制度。舉例來說，監獄工作人員的手機不能帶到監獄獄區里面去。

東方早報：你說手機，我想起來今年年初黑龍江訥河監獄“犯人獵艷事件”，就和對手機的管理有關。

徐家俊：對，那個是比較典型的事件。提籃橋監獄的干警在行政區可以使用手機，但是進入獄區，就是關押犯人的地方，手機是不能帶進去的，包括外來參觀人員都是要在進門處專門地方安放手機的。監獄對于犯人的減刑、假釋、保外就醫更加規范，越來越透明、公開、公正，國家講求依法治國，我們監獄就是依法治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