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是如何解決貧富分化的 遷徙富豪 軟硬兼施

漢代初年，經(jīng)過血腥的秦末戰(zhàn)爭和楚漢之戰(zhàn)，國家陷入赤貧。《漢書·食貨志》載：“漢興……天下既定，民亡蘸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皇帝無力使用四匹同樣顏色的馬，而將相們上朝竟然邋遢到坐牛車的地步。

經(jīng)過文景之治，“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馀財。”也就是說，漢初的高祖、呂后、文帝、景帝等歷代主政者，已經(jīng)做好了社會財富的超級大蛋糕。到漢武帝即位之初，社會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切分這塊大蛋糕了。

然而，漢武帝初年，國庫能調(diào)動的財力仍十分有限。原因是：漢朝的權貴利益集團，聚斂了絕大部分的社會財富，霸占了國家大部分利益。而社會貧富分化更是觸目驚心：一面是權貴豪門奢華無度;另一面則是“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漢代大儒董仲舒也曾說：“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權貴奢靡、奸商暴富，市場混亂、國弱民貧，這就使外表華麗富裕的漢王朝，在匈奴的烈馬強弓面前不堪一擊，只能用公主和親的軟性外交茍且偷安。

如何集中國力解除邊患？如何解決已將國家經(jīng)濟逼上懸崖的貧富分化？而又能不動搖社會穩(wěn)定呢？漢武帝實行了頗顯雄才睿智的一系列“軟性”改革。

首先，用軟性“強拆”方式，對奢靡浮華、富可敵國的地方豪強實行舉家遷徙。元朔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27年，漢武帝頒布了著名的《遷茂陵令》。他命令凡是財富在300萬錢以上的巨富豪門，一律遷徙到京城附近的茂陵。有歷史學家指出，按財富勢力換算，這個標準大約相當于今天的億萬富豪。

漢代財富形式大多是土地、房產(chǎn)，奉旨遷徙的富豪只得賤賣土地房產(chǎn)。但是，全國所有富戶都要遷徙，誰來買田呢？于是，地方政府出面將千萬畝良田低價收購，而后分給流離失所的無地農(nóng)民，國家只收取十分之一的稅收。漢代還曾嘗試低息貸款的農(nóng)業(yè)“反哺”模式：由政府向農(nóng)戶提供借貸，3年后折成實銀，只加一成利錢歸還政府。這樣，赤貧百姓得以安居樂業(yè)，王朝政府糧食稅收激增，而豪門利益集團的巨額財產(chǎn)，則在遷徙茂陵的過程中被強行“均富”了。

值得稱道的是，漢代對億萬富豪的財產(chǎn)剝奪并非流血革命，而是極具魅力的軟性遷徙政策，不像今天某些地方政府的暴力強拆。漢武帝的做法很聰明，對遷徙茂陵的豪門巨富頗有獎勵——— 政府支付給每戶遷徙者20萬錢的高額“拆遷補償款”，還獎以政治榮譽，可以脫去商家身份，躋身世家名門。舉家遷徙失去土地的茂陵子弟，不再囤積財富，而是一擲千金，致使長安城成為世界第一豪華都會;而“茂陵子弟”，也成了“富二代”專用的古代熱詞。

當然，這種剝奪豪富集團巨額紅利的軟性改革，也并非一帆風順。《遷茂陵令》剛頒布時，也曾出現(xiàn)舉國抵制的情況。許多富戶豪門按兵不動，而頗負盛名的大俠郭解，竟鋌而走險走起了上層路線。他提出：自家財富不足300萬，請求朝廷準許不遷徙。如果這位郭大俠通過法定程序直接提出訴求，也許還有斡旋余地。但他偏偏相信權力萬能、堅信最重要的是“上面有人”，于是托請漢武帝最信任的皇后衛(wèi)子夫之弟、大將軍衛(wèi)青替自己說情。漢武帝當即意識到官商權貴結合的危險，慨嘆道：能讓朝廷大將軍說情的人，還不是地方上的豪強巨富嗎？他決定對民間富豪的官商勾結“零容忍”。于是，歷史上極負盛名的一代大俠郭解，以間接殺人案遭到朝廷通緝，最終慘遭滅族之災。

其次，以皇室血緣和裙帶關系為根基的官方權貴利益集團，同樣是漢代解決貧富分化“軟性改革”的鎖定目標。眾所周知，漢初分封制度使王朝內(nèi)部王國侯國林立，被封王侯的皇室劉姓子孫，不僅禍害一方、魚肉百姓，而且時時威脅中央集權，成為尾大不掉的官方利益集團。如操之過急，則難免引起晁錯削藩的七國之亂。漢武帝反復思索，決定同樣采用軟性改革，消減各方諸侯的勢力。

也是元朔二年春正月，漢武帝頒布了《推恩令》，規(guī)定各諸侯王國嫡長子之外的其他王子，可以從其父祖的王國里分出若干個小侯國。漢初規(guī)定，只有諸侯嫡長子才能繼承王位，其他王子則落魄流離，甚至歸于庶民。這項《推恩令》頒布后，一時歡聲雷動，諸侯庶子們喜笑顏開奔走相告。實際上，實力強悍的諸侯王國由此越分越小，成為受縣郡管轄的小侯國，不能再強征暴斂，也不會再形成地方對抗中央的緊張局面。制度化的官方親族利益集團，從此淡出歷史舞臺。

其三，對官商合謀、囤積居奇的商業(yè)暴富集團，漢代更予以毀滅性打擊。國家用“平準”、“均輸”平抑物價;對百姓調(diào)整稅率、降低稅收;而對攪亂金融、牟取暴利、壟斷市場的不法商人則嚴刑峻法，并對生活必需品規(guī)定最高限價，實行“鹽鐵專賣”。由此，官商合謀壟斷市場受到遏制，物價大幅降低。據(jù)記載，從公元前110年到公元前49年，在長達61年的西漢歷史上，沒有通貨膨脹記錄。

而對失去鹽鐵專賣權的普通商人，漢王朝也并非一棒子打死，而是提供了更多的通商機遇。漢朝先擊敗匈奴收復河西走廊，又通達西域，最終以國家力量統(tǒng)一今天的新疆地區(qū)，建“西域都護府”，徹底打通了歐亞大陸商道，開拓了綿亙?nèi)f里的絲綢之路。由國家財政供養(yǎng)的幾十萬邊防軍，保護著絲綢之路的漫長商旅，使中國精美的瓷器、華麗的絲綢、豐盈的物產(chǎn)，通過輝煌千古的絲綢之路遠銷波斯和羅馬，更使?jié)h文明突破中國的疆界播撒至歐亞大陸。那些敢于踏上萬里征程的大漢商旅，很快就能獲得巨額利潤，甚至“暴利百倍”。

其四，為了解除邊患、抗擊匈奴，漢代還大幅提高軍人的薪金待遇，讓軍人們“先富起來”。據(jù)記載，漢代邊防軍的最低工資是每月600錢，而軍區(qū)司令級則高達每月16000錢。按物價折算，其軍餉相當于今天的月薪4800元到12.8萬元。薪水之外還有補貼：漢武帝巡視北方時，一次犒賞邊防軍就達100萬匹絲綢和200萬錢。大幅提高的軍人待遇，使草民百姓又多了一條“奔小康”的富裕之路——— 從軍。貧民中的熱血男兒以“萬里覓封侯”相激勵，遠赴邊疆參軍報國，而班超之類的底層知識分子也紛紛投筆從戎。漢王朝由此躋身世界第一軍事強國，六擊匈奴大獲全勝，致使剽悍的匈奴遠遁漠北，漠南無王庭。

經(jīng)過一輪輪軟性改革的政策洗牌，漢代的貧富分化得以緩解。可以說，大漢盛世就是建立在合理分配社會財富、消弱權貴利益集團與平民百姓兩極分化的基礎之上。其卓有成效的改革良策，今天還頗有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