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倭寇真相 首領多是中國人主力是日本人
倭寇歷史可大致歸納為前后兩期。前期倭寇指的是14、15世紀進犯朝鮮半島，以掠奪糧食等生活必需品為目的的倭寇，以及元末明初時與方國珍、張士誠余部勾結犯山東的倭寇，這個時期的倭寇基本為來自日本的“真倭”。
出身農民，對藍色文明無知且反感的皇帝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年)頒布了一道海禁令——“片板不許入?！?，僅剩下一種扭曲的官方朝貢貿易，因其能帶來“君臨天下、萬邦來朝”的感覺而存活下來。
然而，繁盛的海上貿易卻無法停止。時值16世紀大航海時代，以海路為連接的世界貿易圈蓬勃發展，中國所在的東方貿易圈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環，蘊含著巨大的財富和商機。很快，如生命力極強的藤蔓般，浙江沿海走私貿易迅速發展，并在雙嶼港扎下根來。鼎盛時期，雙嶼港還聚集了日本、馬來、琉球、暹羅等國海商，成為遠東最繁華的國際貿易中心。歐洲的自鳴鐘、火器，南洋群島的胡椒、香料，江南的絲綢、棉布、瓷器和數不清的白銀于此匯聚交易。
謝氏血案轉商為寇
雙嶼港私商的貿易繁盛，令朝廷日益無法容忍。一樁血案成為了雙嶼港之戰的導火線——余姚大族謝氏賴了走私海商的賬不還，并威脅要報官，海商實在咽不下這口氣，便洗劫了謝氏莊園并掠殺了謝氏宗族。
嘉靖皇帝派遣干將朱紈前來鎮壓。他顛覆雙嶼港，并揮師入閩，繼續追殺逃跑的海商，攻陷福建浯嶼后又贏得走馬溪大捷，擒殺中葡海商百余人。
從此，浙海再無海商的容身之地。大量曾經的海商及其跟隨者為了生存，不得不轉商為寇，釀成了巨大的沿海動亂。
想做紅頂商人的寇首
王直，徽州人，本姓汪。雙嶼港之戰后，王直收集余黨，轉移到舟山烈港(瀝港)重振勢力。他讀過書，深謀勇略，思想超前，明白海洋可以富國裕民，其最大的夢想便是朝廷能改變國策，通商互市。
開始時，在地方官默許“私市”的暗示下，王直主動配合官府，平定了多股燒殺掠奪的海盜，維持沿海秩序，確立了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并試圖在瀝港重建雙嶼港的繁華。然而，官府卻背信棄義——1553年閏三月的一個深夜，俞大猷率官軍偷襲瀝港，王直敗走日本。雙嶼港和瀝港的相繼覆滅，讓浙江的國際海上貿易網絡遭受重創。
此后數年，王直居留于日本平戶，他帶來了中外商船，使平戶成為繁榮的國際貿易港，深受當地領主歡迎。史料描寫烘托出了王直的赫赫威儀——“緋袍玉帶，金頂五檐黃傘侍衛五十人，皆金甲銀盔，出鞘明刀”，其建造的巨艦可容納兩千人，甲板上可以馳馬往來，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海上帝王般的王直，在大海的這邊，在他的故土和祖國，卻被視為“東南禍本”，名列通緝令榜首。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東南沿海的抗倭統帥職位落到了王直的同鄉，徽州人胡宗憲的身上。為了招降這位關鍵人物，對徽商心理極為了解的胡宗憲先將王直的老母妻兒放出監獄，優裕供養，并讓其兒子寫下血書，勸王直早降。又派了兩位使者去日本，封官許愿，并答應通商互市。
當其得知親人無恙，王直喜極而泣。為了表示誠意，他先派義子毛海峰領軍回國助官軍剿賊，隨后率精銳千余人，乘“異樣巨艦”回到舟山岑港，大興土木，預備開市。胡宗憲要他來接受官職，他坦然前去，沒想到，一去便被扣留了。
胡宗憲最初的確是主張招撫的。然而殘酷的現實是，明王朝根本無法容忍這位“海上帝王”，早先為擒斬王直，便曾開出“封伯爵賞萬金授高官”的驚人厚賞。入骨的忌恨很快興風作浪，胡為求自保，不得不改變了態度。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王直在杭州被斬首。臨刑時他不勝怨憤地說：“不意典刑茲土！”伸頸受刃，至死不求饒。
倘若王直真的沒有主使海盜劫掠沿海的話，那么他最大的罪狀也不過是“要挾官府，開港通市”，而終其一生卑微而終極的夢想，也不過是成為一名海上的“紅頂商人”。
萬千中國“倭寇”人頭落地
誘殺王直，讓朝廷在海商和海盜中信義盡失，他們由絕望、怨恨而至徹底墮落，很快“新倭復大至”。在俞大猷、戚繼光等全力攻打下，毛海峰先據岑港堅守，后突圍南下占據福建浯嶼，進行了瘋狂的報復，閩廣遂成倭患的重災區，沿?？h城紛紛淪陷，天下震驚。古來殺降不祥，就在王直死后不久，胡宗憲也被反復彈劾并下獄，最終含恨自殺。
可以說，這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萬千中國“倭寇”人頭落地，而連綿的動亂和鎮壓也極大地消耗了明王朝，亦使東南沿海富庶之區遭到嚴重的破壞。朝廷逐漸意識到這一點，1567年嘉靖皇帝駕崩后，新即位的隆慶皇帝立即批準漳州月港開放海禁，“準販東西二洋”。鐵幕低垂的大明海疆終于從內部撕開了一道小小的裂縫，依稀透進一線曙光。而諸多找到生機的中國“倭寇”亦很快由寇轉商，“倭患”迅速得到了緩解和平息。
共謀一場虛構的異族入侵
倭寇歷史可大致歸納為前后兩期。前期倭寇指的是14、15世紀進犯朝鮮半島，以掠奪糧食等生活必需品為目的的倭寇，以及元末明初時與方國珍、張士誠余部勾結犯山東的倭寇，這個時期的倭寇基本為來自日本的“真倭”。而后期倭寇，即16世紀的“嘉靖大倭寇”則為“假倭”，確切地說是“中國之寇”。
在嘉靖朝殘暴嚴厲的海禁法令下，入海者一旦事發，便可能株連九族，從沿海民眾的角度考慮，冒充“倭”可以保護家人。至于那些沿海官軍，遭遇動亂時，不管是不是倭，只要上報為“倭亂”，就可以把問題“政治化”，失敗了容易推卸責任，贏了則獎賞更高。而對于廟堂之上的統治者來說，將沿海民亂定義為外族入侵，將其極端仇視的海商力量與叛國者畫上等號，鎮壓起來也更為便利與合理。于是，一場因海禁而導致的海濱民眾的抗爭和叛亂，便被各懷目的的幾方，共同虛構、共謀為了一場異族的入侵。摘編自《中國國家地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