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夫”萬歷帝二十年不上朝，僅是因為自卑？

“酒色財氣”四字已成了神宗朱翊鈞的歷史標簽。

人們多拿色、財二字數落他。如色，說他如何溺愛鄭貴妃，又如何與“十俊”(十名年輕的宦官)親近，好像他是一個瘋狂的雙性戀。有雙重性取向。如財，里里外外都說神宗好財，不要說他晚年派出許多太監到各地去當礦監稅使，苛斂財貨，騷擾天下，他在政治上的一些舉動，也被深度解讀出斂財的動機：如抄沒首輔張居正和司禮太監馮保，有人說他是為了給公主大婚籌款;重新起用黜退家居的東廠太監張鯨，則有人說，那是張鯨向皇上行賄的結果。

朱翊鈞對小臣這種亂嚼舌頭的行為，大為光火，憤憤然對閣臣說：“是那樣嗎？我若貪張鯨的錢，何不抄沒了他！”

朱翊鈞生前名譽就不好，不過他“四病”中的酒與氣，被人攻擊較少。即便談到，也多從規勸的立場。朱翊鈞年少時就好酒，有一次幾乎惹出大禍。那是萬歷八年(1580)十一月，十八歲的他喝醉了酒發酒瘋，在腰里掛了口寶劍，在宮里四處游蕩。果然有宦官遭了殃，一個被他割去頭發。這算便宜的，他還打了兩個宦官的屁股，一頓筍子炒肉，幾乎把他們打死。

不想皇帝的胡作非為傳到母親李太后耳朵里，老娘娘非常生氣，心想這孩兒不學好，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將來不知要怎樣禍害國家。她決定給皇帝一個嚴厲的警告。

第二天一早，太后脫去頭上的簪珥首飾，換上青布素衣，聲言要召見閣部大臣，謁告太廟，廢掉朱翊鈞，改立潞王朱翊镠(穆宗第四子，也是李太后所出)。

太后老娘娘大大張張一做秀，馬上全宮哄傳，朱翊鈞立刻就知道了。他慌了神，急忙跑到母后身前，跪下來哭著告饒。閣臣聽說了，也來解勸。李太后像熬一窩骨頭湯，慢慢地熬，等到香味溢出，湯汁濃厚，才掀開蓋子，答應饒恕他，但不許他再犯。

二

萬歷十年(1582)，權相張居正死去，在接下來對張居正和權監馮保等人的清算中，朱翊鈞真正掌握了朝廷的大權。

他一度想有所作為，萬歷十三年四月，因為京師久旱不雨，朝廷三次遣官祈雨，都沒有效果。朱翊鈞忽然做出一個令人吃驚的決定：他要從大內親自步行到南郊禱雨。

到了那一天，天還沒亮，他穿著一身素布衣服，從大明門里走出來，赴郊壇行禮。禮畢將還，左右請御法駕，他興致仍然很高，決定依舊走回去。

等到回宮，已經太陽偏西了。他還沒有倦意，又在皇極門召見閣臣，命內閣擬旨，蠲免天下受災田賦一年。然后又去奉先殿與母后宮中，把今天親自祈雨的情況告訴祖先與母后。累了一日，不辭辛勞地全程完成所有規定的禮儀項目。

朱翊鈞的這番舉動，與后來的他完全判若兩人。可見此時的神宗，還不那么神兮兮、病怏怏，精神狀況也不像日后那樣萎靡頹廢。他敢于直面京師百萬看熱鬧的民眾，而不是躲在龍輿里，說明他背不駝、腿不瘸，糾纏他大半生的各種病患，還沒有牢牢地把他捆縛住。

可惜，只在幾年間，這點余暉般的光景，就離他而去了。他把自己關在牢籠里，變成一個多疑的狂夫。

萬歷的后半段，朱翊鈞與群臣的關系，大致可以用“斗氣”二字來總結。而在他“靜攝”的深宮，朱翊鈞與身邊人的關系，卻要用“使氣”來概括。

我們來看萬歷二十四年(1596)六月的一條記載： “司禮監太監田義奏乞寬宮人、內官刑罰。不報。”

“不報”二字，專指皇帝對內外官員的奏疏，不對任何答復，也不表示意見，就讓它如泥牛入海一般去也。這是在萬歷朝君臣的對抗中，朱翊鈞最常采用的方式，任你千言萬語，我一個不理不睬，你也無可奈何。

田義是司禮監掌印太監，在宦官中地位最高，他上這一本，是替皇帝身邊整日驚戰戰的宮女和宦官說話。因為皇上脾氣太壞，宮人動輒得罪，在隨時飛來的慘刑之下，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許多人白白送了性命。

田義進奏，是下了很大決心的。萬歷二十四年三月，乾清、坤寧兩宮受災，朱翊鈞下詔，命百官修省(在古人看來，天災是政事缺失的表現，修省是令百官反省自己的德行與工作)。這提供了一次進言的良機。

但田義沒敢輕率行動，他與時任東廠太監的陳矩商議此事，兩人“深夜坐語，仰天太息”，對時政之失有共同的觀感。于是由陳矩擬出兩稿，經田義看過，一同署名，采取密諫的方式奏上。

其中寬刑罰一疏說：“臣等竊見御前執事宮人、內官，經常因為觸犯圣怒，遭到嚴懲，責處發遣，絡繹不絕，每每致其重傷，兼患時疾，死亡者，殆無虛日。”原來皇帝要打人了，圣旨一傳，即于本日動刑。得罪皇帝的人，行刑者豈敢輕饒，使罪及于己？于是在用刑時一定要打實打狠。而押解者也怕受到牽連，遂將犯人日夜墩鎖，絲毫不予寬縱，致使受刑犯人得生者十無一二，死亡率非常高。

田義舉例說，如近日二宮失火，為追查原因，“熾火鍛煉”之下，許多人竟成“灰燼”。隨著調查范圍的擴大，守門太監“又斃幾命矣”。

不單執事太監有過受責，就是宮人病死，他也要受連累，或打一百二十，或打一百五十，往往性命不保。田義感嘆：一人病死，尚然可憫，何況又波及無辜生命！宮中“耳聞目見，哭聲載道，怨氣沖天”，簡直是一副人間煉獄的景象了。

朱翊鈞看過密疏，是什么態度？明末太監劉若愚說：“神廟嘉納之。”其實“嘉納”只是比“不報”多了一點和氣的色彩，朱翊鈞暴虐成習，已不可改了。

第二年，即萬歷二十五年四月，刑部左侍郎呂坤上疏，言“收拾人心”數事，其中一款專講“收左右之人心”。他描寫宮人慘痛之情道：“列圣在御之時，宦官、宮妾死于棰楚者未之多聞。陛下年來疑深怒重，廣廷之內，血肉淋漓，宮禁之中，啼號悲慘。”因問道：“吉祥之地，豈宜如斯？”這就是田義前疏所說的“如此致傷天和，豈圣世所宜有哉！”

呂坤更進一步，說宮人們“何愛九死一生之身”，是婉轉的說法，說宮人們反正性命有憂，活著如九死一生，他們一定會鋌而走險，做出危害皇帝之事的。

呂坤還不敢拿世宗朝的“壬寅之變”來提醒皇帝，隨便棰楚、侮辱左右下人，有多么危險。他如果熟于掌故，應該拿太祖朱元璋對秦王樉、晉王棡的訓誡來啟發皇上。秦、晉二王打了廚子幾鞭子，就讓他們的父皇大驚失色，當做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專門寫信加以告誡。

其中道理很簡單：做皇帝的，得罪天下人都不打緊，他們恨你，想殺你，卻是看不見你、摸不著你。可要是得罪了身邊人，尤其是侍寢管膳之人，他要害你，防不勝防。朱翊鈞是不懂這道理呢，還是他管不住自己的壞脾氣？如果一個人連自己的脾氣都管不住，隨意地去殘害人，并以此為樂，我想他一定患上了嚴重的心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