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水滸好漢們為何單單喜歡大塊吃牛肉？

《水滸》群豪總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但似乎他們對牛肉情有獨鐘，動不動就來兩斤牛肉，鮮見吃豬肉的，有時店家沒牛肉也只用雞肉之類湊合。有人說明朝皇帝是回族穆斯林，禁豬，或者說皇帝姓朱(與豬同音)，不提倡吃豬肉。是這樣嗎？

其實在中國古代，牛是作為一種生產工具存在，不允許隨便宰殺的，更難說吃牛肉。即使役牛老了，宰殺還要通過縣衙批準，這在各代法律中都有明確規定。所以說，隨便就能吃到牛肉在中國古代是不可思議的。《水滸》中的這種寫法，也許正是通過隨便吃牛肉與官府相悖體現一種反抗意識罷。

《水滸傳》是讀者都熟悉的古代名著，細心的讀者可能會注意到梁山好漢們“大塊吃肉”大多是牛肉。最典型的是第38回里宋江在江州潯陽江頭的琵琶亭請戴宗、李逵喝酒，要酒保“大塊肉切二斤”來給李逵填饑。酒保回道“小人這里只賣羊肉，卻沒牛肉”，被李逵用魚湯澆了個透：“叵耐這無禮，欺負我只吃牛肉！”可見這“大塊肉”一般是專指牛肉的。

如果來一番“定量分析”，就會發現這個印象并沒錯。拿120回本統計，整部《水滸傳》提到的屠宰、吃食活動的共有134處，其中指明是牛肉的就有48處，占了近36%。而其它的明代小說中屠牛、食牛的比例要低得多，如《西游記》所有的屠宰、吃食描寫，只有一處提到“殺牛宰馬”。《金瓶梅》全書具體描寫吃食種類的有41處，其中只有一處指明為牛肉。《醒世姻緣傳》吃食描寫中則沒有一處指明為牛肉。明代其它的短篇小說也是如此，如《警世通言》提到吃食活動22處，其中指明為牛肉的才兩次，《醒世恒言》的這一比例為31：3，《喻世明言》(《古今小說》)為20：2，《初刻拍案驚奇》為16：2，《二刻拍案驚奇》為15：0。

按照明朝的法律，屠宰耕牛是犯罪行為。凡故殺他人馬牛，杖七十徒一年半;私宰自己馬牛，杖一百。耕牛傷病死亡，不報官府私自開剝，笞四十。所以如果不能就此說明代社會普遍不吃牛肉，至少可以說明代的大多數小說“法制意識”比較強，有意讓自己描寫的人物“循規蹈矩”。

相反，《水滸傳》之所以有那么多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殺牛宰馬”、“大塊吃肉”的描寫，最主要的原因是作者有意以此來烘托和渲染梁山好漢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氣概。《水滸傳》是歷史上惟一部正面描寫造反“盜賊”的小說，作者所描寫的這些公然藐視法律的屠牛、吃牛肉的情節，是借以表現其心目中草莽英雄形象的手段。

明代法律嚴禁私自屠宰牛馬，所以社會上敢于私宰牛馬的都是些“不法之徒”。《水滸傳》對此的把握是極為準確的。比如敢于在自己家中屠牛的都是一地豪強，如九紋龍史進的史家莊、沒遮攔穆弘的穆家莊、與梁山泊為敵的祝家莊等;而有身份的紳士，哪怕是“豪紳”之家，一般都不屠牛，比如小旋風柴進的莊院、托塔天王晁蓋的晁家村、及時雨宋公明的宋家村等等雖然都以“仗義疏財、接攬英雄好漢”聞名天下，但待客只是“殺羊宰豬”、“殺雞宰鴨”而已。就是招贅王慶的房州惡霸段氏段家莊，結婚時的喜筵也不過是“宰羊殺豬，網魚捕蛙”。《水滸傳》中的屠坊肉店一般也都是只賣豬肉，鎮關西鄭屠的肉店“懸掛三五爿豬肉”;拼命三郎石秀和潘公開肉鋪，“起上十數個肥豬”。自屠自賣牛肉的酒店大多是豪強開設的“黑店”：如登州母大蟲顧大嫂的酒店公然懸掛牛肉;梁山的耳目旱地忽律朱貴的酒店供應牛肉;湖蕩深處的石碣村酒店開宰黃牛，賣“花糕也似好肥肉”;揭陽嶺上殺人劫貨的催命判官李立的酒店賣牛肉供客人下酒;無法無天的十字坡酒店老板娘、母夜叉孫二娘更是公然標榜：“我家饅頭，積祖是黃牛的。”

古代最隆重的祭祀都要使用牛肉，如皇帝祭祀祖先、天地時的供品就要用全牛。而民間重要的盟約也會以牛馬為牲，尤其是“舉義”、“聚義”的盟約都以牛為供品。反映在文學作品中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如《三國演義》描寫劉、關、張桃園三結義，以“烏牛白馬”祭告神靈;后來孟獲糾集三洞眾蠻和諸葛亮決戰，也是“殺牛宰馬”。《西游記》美猴王孫悟空和牛魔王等六王在花果山宴會結盟，“殺牛宰馬”。《喻世明言》39卷“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汪氏因受官府壓迫，糾集鄉民起事時也是“殺牛宰馬”。尤其是《水滸傳》一書以描寫英雄舉義為中心，自然就有大量的“殺牛宰馬”的事例，如九紋龍史進上少華山落草，山寨“殺牛宰馬”以示歡迎。花和尚魯智深在桃花山為魁，“椎牛宰馬”。晁蓋等火并王倫，梁山聚義，“殺牛宰馬”。

為救宋江劫法場反江州，梁山再聚義，“連日殺牛宰馬”。108將大聚義，又是“殺牛宰馬”。為朝廷掃平三寇后，“椎牛宰馬”祭奠戰死的頭領。

和《水滸傳》中殺人放火、吃人肉的行為相比，屠牛和吃牛肉幾乎算不上是值得一提的“違法行為”了。但是作者的意思都是一樣的：普通百姓應該守法，而“英雄好漢”則和高高在上的帝王將相一樣可以脫離法律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