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高考指標分配 你知道各方爭吵的理由嗎？
高考歷來競爭激烈，同時涉及每個家庭的利益。但高考指標如何分配的問題，則千年難解，因為無法給出一個眾人都滿意的方案。高考指標分配需要平衡不同區(qū)域、不同階層的綜合利益，即使這樣也很難做到完全公平。
宋代高考，先由各路州進行初考，成為舉人后才有資格送到京城高考，也就是省試。這個指標是有固定限制的，叫“解額”。這個指標是如何分配的呢？以嘉佑七年為例，開封府為307人，加上國子監(jiān)111人，共有418人。而整個湖北、湖南加起來也不到一百人。嘉興府僅僅只有10人。整個北宋幾乎都如此，其它各省最多數(shù)十人，最少則只有一二人。京城指標則呈絕對性壓倒優(yōu)勢。
京城指標多，原因其實很好理解。比如權(quán)貴官僚多，這一塊必須給留出足夠的名額。例如權(quán)貴后代，江山是祖宗打的，不給照顧不行。再者，很多人為了能夠考中，想方設法加入京城戶籍。還有個原因一般人想象不到，那就是出題的人在京城，受京城文化影響，考卷試題多少都會帶有“京城特色”。雖然是全國一張卷，南方考生就會吃大虧。
考生指標多也就罷了，重要的是，錄取指標更是呈碾壓性優(yōu)勢。比如同樣是嘉佑七年，開封府與國子監(jiān)的登科人數(shù)達到96人，而全國才只有193人。京城的錄取上線率高達25，四個人中就有一個人考中。而其它各省都不到5，河北最慘，154個人中才錄取1人，比百里挑一還慘烈。不過，沒有最慘，只有更慘，淳熙年間，福建居然達到了270人才錄取1的夸張程度。你以為福建最慘了嗎？不！溫州無奈地笑了，我們是470：1
朝廷的意思很明顯，要用高考指標來調(diào)節(jié)區(qū)域發(fā)展的不平衡問題。也就是說，先富幫后富，讓富裕地區(qū)來照顧窮困地區(qū)。比如在英宗時期，東南諸省的錄取比例為100：1，而西北等地則為10：1。南方人抱怨，憑什么我們納稅多，錄取指標這么少呢？北方人說，憑什么我們打仗，你們享太平。
各地父母官輪番叫屈，都要力爭增加本地錄取指標。南方的說，我們學習成績好，人才多，本應多錄取。北方的說，我們經(jīng)濟差，又出生入死保衛(wèi)國家，應多照顧。這兩方代表人物就是山西人司馬光與江西人歐陽修。
司馬光說，應該按省錄取，保證區(qū)域公平。即使舉人少，也要保證每省都有登科進士。歐陽修說，應該拿成績說話，是騾子是馬，公開較量，成績高低說了算，誰高誰錄取。
南方人與北方人在吵的同時，外地人與京城人也在爭論。由于戶籍綁定高考，很多外地人紛紛削尖腦袋落戶開封。如有考生的哥哥在京城有田產(chǎn)，竟然認哥為父，在戶口本上，原本的兄弟關系竟成了父子關系。全國大量的考生，各種托關系走后門，有的官員遞條子，有的考生送大禮等等。最終一個目的，落戶開封。開封人又不干了，說外地人憑啥擠占我們的高考指標。外地人說，憑啥你們京城人就高人一等，指標那么多。開封人說，我天子腳下我牛逼。外地人說，京城是全國人的京城。
其實這種爭吵不獨宋代，在其它各朝代都有，只不過宋代商品經(jīng)濟發(fā)達，戶籍更為自由，按理說矛盾更易調(diào)和，但事實并非如此。由此可見，這的確是個千古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