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古代反腐為何難解“興亡”怪圈

歷代反腐都沒有也不能解決的困境：其一是“監察悖論”，即“誰來監察監察者”;其二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亂。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簡單說即臺諫制度。“臺”為御史臺，“諫”為諫官。御史監察行政官僚及軍事將領，諫官規勸、監督君主。在此，我們不妨先簡單回顧一下歷史上幾個特點鮮明、形式迥異的監察制度。

在戰國時期，掌管文獻史籍的御史就已有了明顯的監察職能。秦代更是形成制度，設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貳丞相，掌天下文書和監察。之后成為一項歷朝歷代都采用的重要政治制度。

漢承秦制，在監察制度上較秦更密。中央仍設御史大夫，武帝時將全國分為十三個監察區，即州部，各設刺史一人。東漢后期，刺史逐漸變為凌駕于郡之上的一級地方行政長官，失去監察作用，改稱州牧，成為行政軍事大權集一身的割據勢力，地方監察制度土崩瓦解。

隋唐一體，唐代更進一步擴大了監察機構的權力。御史臺享有部分司法權，有權監察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在地方上，全國分為十個監察區，即十道(后增為十五道)，每道設監察御史一人巡回按察州縣。及至后來，在地方上觀察使(職同監察御史)事事干預，權力逐凌駕到州縣地方官之上，成為地方行政的最高之一級，有如漢代刺史。觀察使巡按邊遠省份者，稱節度使。

明清兩代官制，由于剔出了宰相這一唯一有可能“相對有力”地制約君權的機構，雖然監察名目繁多，以致疊床架屋，但實際上只是在“用一個官員制約另一個官員”，“用一派官員制約另一派官員”，本質上已經淪為“人盯人”最低端的監察方式。

歷代反腐難逃兩大困局

觀中國歷代監察之得失，雖然兩千多年的體制被整個冠以“封建制度”，但比較不同朝代，還是有諸多區別甚至相去甚遠的之處。然而，以下兩個問題卻是歷代都沒有也不能解決的困境：其一是“監察悖論”，即“誰來監察監察者”;其二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亂。

這兩個難題伴隨中國兩千年極權體制始終。從另一個方面說，也正是由于這兩個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才創造出了一個個王朝“興也勃，亡也忽”的歷史循環。

極權體制下監察制度的最大弊病是一切監察權力來源于君主，君主才是最高的監察者，無論多么龐大的監察體系對君權及君權衍生物都是無能為力的。只有做到“臣權制約”和“君權制約”相輔相成，政體才能實現動態穩定。君主制大框架下，“君憲體制”是迄今唯一有效的辦法，近代西方君主國家在艱難中完成該轉型。在大清王朝的最后幾年里，最高統治者也發現了這一“萬世一系，永永尊戴”的秘訣，但為時已晚。

對于第一個難題，即“誰來監察監察者”，宋代進行了有益嘗試，取得了有限經驗，但由于無法走出極權窠臼，對地方監察控制過嚴，以致犧牲了地方的發展積極性，不能形成帝國有效合力，正所謂“強干弱枝”，兩宋在艱難延續320年后走入歷史。

至于“一放就亂”，極好理解，漢、唐兩個最為燦爛的王朝即亡于此，原來的監察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蛻變為行政官員之后，則意味著監察力量的徹底消亡，不可逆轉的地方離心力就會蜂擁展現。“一抓就死”則集中表現為監察機構層出不窮被設置，而后迭次實效，不僅基本的肅貪功能無法實現，監察官員更有可能淪落政治斗爭的工具，整個官僚體制滑入準死亡的腐爛階段。

古代監察制度的黃金時代——宋

宋代官制大體延續唐代。在監察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經濟審計工作較唐代有進一步發展。三司(指鹽鐵、度支、戶部)主管經濟事務，是北宋最高財政機構，號稱“計省”，取代了尚書省諸多職務，是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系統。每司都對應設置有“勾院”，是對各司進行經濟審計專門機構。如果說唐代的經濟審計工作還是在每一機構內部由副職官員分管的話，宋代則建立起了獨立審計機構。

對于地方勢力的監察力度也逐步加強。唐代的“道”是朝廷定期或不定期派遣的單一監察體制，而宋代“路”級監察不僅有了固定機構，而且由轉運司、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等多部構成。嚴密的監察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官僚腐化、地方分裂的趨勢，但是又束縛了地方自主性。有宋之弱，不是因為兵不多、將不廣，或財稅不豐，而是因為各級各部門受到體制性束縛;對外則表現為不能御敵于國門之外。

君權制約方面，宋代不少君主對貞觀之治中的做法全面繼承，并且在兩宋具有連續性和習慣性。宋太宗建立起比唐代更為分工明確的專職封駁機構，規定所有君主的一切詔書都要經過“通進、印臺、封駁司”審核。

宋皇祐二年(1050年)，仁宗擢升張堯佐為三司使，輿情大嘩;知諫院諸員聯合上書，彈劾張堯佐：“乃凡庸之人，只因寵私，驟居要職。”

張堯佐何許人？《宋史》載：溫成皇后之伯父，舉進士。任地方推官時，轄內有道士與商人夜飲，商人暴卒，道士逃，為巡邏者獲，牽連百余人。堯佐復審，明其冤。后知諸縣，因地少人多，田訟頻繁，張堯佐為正其疆界，制訂條款，教育百姓。

張堯佐出身寒士，早年考取進士，處世謹慎，熟悉法律。但毫無疑問，他的被重用與其外戚身份直接相關。

在臺諫系統與君主經過數月博弈之后，仁宗最終罷免了張堯佐的三司使之職，但改授他為宣徽南院使、淮康節度使、景靈宮使、郡牧制置使四要職。

群臣不作任何讓步，再次諫仁宗。包拯越階趨前，責仁宗重用張堯佐是“失道敗德”，言辭激憤，以致唾沫濺到仁宗臉上。

是年，宋仁宗迫于壓力與宰相文彥博將決定公布于眾：免除張堯佐宣徽南院使和景靈宮使兩職，同時規定外戚不得任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使等要職。

但到第二年八月，宋仁宗又改任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兼任河陽三鎮節度使。御史中丞王舉正立即上書，宣稱如仁宗固執己見，將辭職。殿中侍御史李兌，及知諫院官員相繼上書“必賜施行”，一個“必”字，迫使宗仁宗最終下詔：“自今張堯佐別有遷改。”

宋代是古代監察制度的黃金時期，雖在南宋后期成為宰相擴張權力的工具，但總體而言，它對監察臣權、平衡君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此后歷朝歷代卻更多繼承了宋代監察制度的弊端，更加傾向于君主專制，對君權的制約因素逐步消失殆盡。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大一統王朝中，宋代“內廷”力量是最為衰弱的，也就是說，在正常官僚體制之外，沒有出現強大的皇權衍生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