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學者曾認為 外來的宗教與鬼神毒害中國文化

孔子曾說，子不語怪力亂神。通常的理解是把“怪力亂神”當成一個整體，意思就是某種超自然的力量，或妖魔，或鬼怪，或任何被認為莫名其妙的事物。

后來，人們覺得孔子并非是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他所謂的“怪力亂神”應該斷為“怪力”與“亂神”兩個詞。如此一來，孔子的原意就完全改變了，他老人家只是不贊成怪力與亂神，對于“不怪”的力與“不亂”的神，孔子還是認同的。不過，這是一樁歷史大公案，各有各的斷句高招，除非把孔子從地下挖出來現身說法，否則誰都說服不了誰。

不管孔子相不相信鬼神，反正后世的儒家學者，經過一千五百年的“去偽存真”，終于在北宋時期普遍認為，這個世界有正義，有歪風，有“氣”，有“理”，但就是沒有鬼，也沒有神。其實，唐代的時候，中國士大夫對鬼神的態度，還是很矛盾和多元的。可安史之亂后，大唐帝國的包容性大為減弱，開始奉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民族主義，各路胡人皆倉皇逃離中土。他們所帶來的各類宗教與鬼神，也就如大唐盛世一般，在中國煙消云散。

中國士大夫開始堅持無神論，居然是與唐帝國走下坡路同時進行的。盛唐以后，國家把衰弱的根由指向了那些外來的政治家、將領與神職人員，認為他們沒有華夏兒女對祖國的愛，最容易在國家需要他們的時候變節。知識分子也竟然反思，是因為外來的宗教與鬼神毒害了中國文化，使其不純不精，偏離了老祖宗的方向。

后來，唐武宗做得更絕，直接在物質和身體上消滅佛陀。單單只是滅佛也就罷了，關鍵是不僅佛教，所有外來宗教，皆為板上魚肉，任人宰割。在此之前，以韓愈為代表的知識界，早就強烈呼吁，中國人不要被妖魔鬼怪欺騙了，必須盡快回歸佛教等外來群神還未登陸中土的“古典時代”：沒有鬼神，只有人倫，孔孟的，純正的儒學體系。可是，歷史跟韓愈等老夫子開了一個巨大玩笑，今人開始覺得“論語”中似乎有鬼神和幽靈的影子，孔子并沒有把話說死。

再者，其實離鬼神最遠的本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因為鬼神的正能量，最終還是在勸告世人要積德行善，為后人留下“余慶”。而法家從來就不贊成搞這種道德教育，它的指導思想是不用“勸”，勸了也沒用，只能讓老百姓時刻站在強大的國家暴力機器面前，戰戰兢兢，不敢以身試法。而通過道德和鬼神說教得來的善，在法家看來都是偽善，完全靠不住。相對于孔孟，商鞅與李斯等法家大佬才是真正意義上“子不語怪力亂神”的無神論者。

從這個角度來看韓愈回歸孔孟，貶斥宗教鬼神的吶喊，就覺得他老夫子有點言過其實了。不管在韓愈之前，還是他之后，中國普通老百姓即便信教參佛，也與上層統治者一樣，都是在玩票，甚至是臨時抱佛腳。頂多，他們是游離在俗世與鬼神之間，很容易就會被徹底拉到人間。而韓愈的呼喚，仿佛不是要大伙回歸孔孟，而是在向法家致敬。因為相對于儒家，法家更“討厭”鬼神。而韓愈又被譽為一代大儒，豈不怪哉？

不管孔子和法家怎么說，也不管是有鬼無鬼，更不管韓愈怎么反感鬼神，反正，至少國人一直以來就喜歡說鬼話，聽鬼故事。清代中期的大才子袁枚有一部志怪小說集，直接就叫“子不語”。表面上是子不語，實則是與孔子對著干——“子要語”。其調侃圣人的狡黠，溢于言表。為了給“子要語”找到根據，袁枚在《子不語》的序言中強調，在孔子之前，比《論語》更早的經典《尚書》和《詩經》，就有鬼神的一席之地。

也許正是因為極有市場需求，很多上層人士，在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余，也念念不忘鬼神。如唐代中晚期的宰相牛僧孺，一生宦海跌宕起伏，與另一位宰相李德裕一派的人針鋒相對幾十年，造成了唐代政治內耗最為嚴重的牛李黨爭。孰對孰錯姑且不論，僅牛僧孺本人饒是如此，還寫出了志怪小說大作《玄怪錄》。看來牛宰相還真是人間與“非人間”都積極照顧到了。牛僧孺比韓愈小個十歲左右，在唐帝國逐漸遠離鬼神的整體氛圍中，他倒是既飽讀儒家圣賢之書，做了一番大事業，又倜儻風流地漫步在魑魅魍魎的玄怪空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