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止轉世的活佛：遭乾隆分尸挫骨 以叛國者戒

1780年8月，也就是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禪帶著一支人數高達兩三千人的“祝壽團”來到了承德避暑山莊。算起來，這不僅是歷史上第一位進內地“朝覲”皇帝的班禪，也是自1653年五世達賴進京與順治帝會面后的又一次盛事。六世班禪此行系主動請纓為乾隆慶祝七十大壽而來，算是給足了乾隆的面子，而乾隆君臣上下顯然也將班禪此行作為對藏“統戰工作”的一次歷史性的突破。乾隆不僅為班禪備下了足以顯示天朝國力冠于天下的豐厚賞賜，還以班禪在日喀則的駐錫地札什倫布寺為模版，專門在承德為班禪修了一座黃教寺廟。

足以證明乾隆統戰工作做得到位的是，乾隆據說還特意學了藏語以應對此次會面。與班禪一見面，乾隆就用一口藏語打招呼說：“喇嘛身體好嗎？一路上辛苦了吧？”一下子就震住了班禪。總之，這本是一次賓主盡歡的大型統戰活動，于乾隆，他借此進一步強化了大清王朝在西藏那種超然的政治影響力，乃至個人作為宗教保護者的地位;于六世班禪，他也借此擴大了黃教在內地以及蒙古的影響，同時也開始確立了歷代班禪與中央統治者那種密切卻也曖昧的私人政治聯系，這在此后兩百多年的歷史走向中將逐步顯現出來。正當雙方都在盡情地進行著此種政治暢想之時，當年11月，水土不服的班禪突然在北京出痘發燒，乾隆親自探視次日，即不幸圓寂。不勝哀傷的乾隆為表體恤之意，又一次進行了大規模的賞賜。乾隆當然明白，班禪的突然圓寂，為西藏與大清朝廷剛剛明朗的關系蒙上了一層陰影。但乾隆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在班禪身前身后進行的“金錢攻勢”本是為了對藏示好，卻竟然直接導致了日后西藏形勢的一次非常致命的逆轉。

六世班禪去世后，也留下了乾隆賞賜和滿蒙王公大臣饋贈的一大筆錢。這筆龐大遺產當時交由班禪同母異父的哥哥，時任札什倫布寺司庫(相當于管家)的仲巴活佛主持處理，據說這位活佛把錢都留給了札什倫布寺。活佛無罪，懷璧其罪，國內有些出版物指稱班禪大哥在處理遺產的工作中有“自肥”之舉，對此，我的態度是“莫須有”。

問題是，班禪還有一位弟弟，還是同父同母的弟弟對這筆錢的分配表示出了極大的不滿。更大的問題是，班禪的這位親弟弟也是一位活佛，而且這個活佛的頭銜要比仲巴活佛的背景要顯赫得多。這位活佛弟弟是噶瑪噶舉派的“紅帽系活佛”沙瑪爾巴，對于不了解藏傳佛教活佛譜系的人來說，這個活佛頭銜可能非常拗口，不過，只要了解三點就可以了。第一，這個噶瑪噶舉派是不同于達賴班禪那個格魯派(黃教)的一個藏傳佛教教派，雖然在藏區的勢力不如格魯派，但也是根基深厚，是藏傳佛教中最早引入“活佛轉世”的教派;第二，這個“紅帽系”的由來是因為元朝皇帝賜給的一頂紅帽子，這個噶瑪噶舉派里還有一個“黑帽系”，由來也是因為蒙古皇室賜給的一頂黑帽子，這一系活佛的名字是鼎鼎大名的大寶法王，據說在藏傳佛教中的地位僅次于班禪和達賴;第三，對于我等局外人來說，看到六世班禪的哥哥弟弟一家都是活佛可能會比較疑惑，我只能說，此種“裙帶關系”似乎一直是藏傳佛教轉世中的一大特點，但我等不信教的外人對此中是非利弊還是要秉承文化相對主義的不要多嘴吧。

總之，這位戴紅帽子的活佛弟弟的不滿是，為什么班禪哥哥的錢不能分我一點？畢竟，論活佛“品級”，他要比管分配的那位哥哥活佛高得多;論親戚關系，他和班禪是同父同母，也要比那位不是一個爸爸得哥哥要親得多。為此，活佛弟弟向管分配遺產得活佛哥哥提出了強烈抗議。活佛哥哥顯然一毛錢都不想給活佛弟弟，并且，他的理由非常正大光明：雖然大家是一家人，但活佛弟弟的“紅帽系”與班禪和自己的格魯派不是一個教派的，大清皇帝這筆錢是賜給格魯派的，“紅帽系”顯然不能參與分配。

活佛弟弟對這樣官味十足的回復多半是嗤之以鼻，在他看來，即使這個不同教派的理由成立，別的不說，為什么活佛哥哥自己也從這筆遺產中拿了不少錢？自己作為班禪的弟弟，難道以個人身份分點錢也不可以么？這么一來二去的一鬧，不僅同為活佛的哥倆算是鬧翻了，活佛弟弟可能在這場遺產官司中還得罪了更多的人，竟然鬧的在西藏都混不下去了。一氣之下，戴紅帽的活佛弟弟在1784年，也就是六世班禪圓寂后第四年，跑到了鄰國廓爾喀(基本等同于現在的尼泊爾)，說是政治避難也可以。

廓爾喀可能也是正中下懷，這個尚武精神濃厚的小國本就對西藏一直有擴張野心，1788年，就以西藏出口的食鹽中“摻土”的無厘頭理由出兵侵藏，而提供“帶路黨”服務的竟然是避難狀態中的活佛弟弟。對于這一“藏奸”的重大歷史問題，說法也有不一，主流說法是“帶路”是活佛弟弟主動為之，為了報幾年前遺產爭奪失敗之仇，反正說的跟帶吳軍滅楚國報仇的伍子胥一樣;還有一種說法是將活佛弟弟塑造為一個苦命人，被種種情勢所裹挾成位“藏奸”，總之是如陳公博加入汪偽那樣的種種無奈。

藏軍肯定是萬萬打不贏廓爾喀的，明白人應該知道，至今廓爾喀雇傭兵還是國際市場的最著名的外籍兵團，二戰中據說還曾讓日軍聞風喪膽。眼見藏軍一觸即潰，西藏方面和駐藏大臣趕快向北京求援。就在乾隆四處調兵遣將的時候，剛剛帶完路的活佛弟弟此時大出風頭，作為中間人“調解”起了西藏和廓爾喀的談判。最后，竟然還“皆大歡喜”，已經燒殺搶掠了一路的廓爾喀又訛了一筆賠款，西藏方面見對方愿意退兵也就簽約大吉，而入藏的清朝大臣也樂得“不戰而屈人之兵”。而乾隆呢，則收到了一份“賊降”的捷報從而龍顏大悅。

如果故事在這里結束，活佛弟弟可能還會以“再造和平”之類的偉大形象彰顯于西藏史書之上。可惜，活佛弟弟這次又栽在了錢之上。廓爾喀退兵之后，一直催要賠款，但西藏方面或是真的沒錢，或是存心賴賬，反正就是交了首期之后就兩手一攤。廓爾喀也不和西藏多啰嗦，于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再次出兵侵藏。戰爭沒有懸念的再次是一邊倒，當廓爾喀大軍即將兵臨札什倫布寺之前，那個當年主持分配遺產的活佛哥哥已攜帶金銀細軟棄寺逃跑，當年在分產大戰中所得不菲的札什倫布寺則被廓爾喀人大肆洗劫，據說連佛塔上的珠寶也被摳了去。

聞訊震怒的乾隆此次吸取了上次被大臣誑騙的教訓，決意用戰爭解決問題，欽命當時號稱大清第一名將的福康安帶領大軍入藏。1792年春夏之間，大戰在喜馬拉雅山從中打響。此時的清軍雖與開國之初的所向無敵無可比擬，但也算余威尚存，戰爭之初還曾有“七戰七捷”之說。眼見戰局不利，廓爾喀王決定向清軍求和，將戰爭的責任全部推倒了活佛弟弟的誘惑和唆使之上。廓爾喀為了表示談判的誠意，活佛弟弟在逼迫下服毒自殺。

一開始，福康安還想乘勝追擊，不想談判，一度還打到了廓爾喀境內，離首都加德滿都只有一步之遙。但回到境內的廓爾喀軍的抵抗也逐漸強烈起來，陷入苦戰的福康安最后決定接受和談，并得到了乾隆的批準。當年8月，廓爾喀正式上表“投降”，當然，這種投降更多是名義上的，除了一堆“永遵天朝王法”此種乾隆最愛聽的場面話之外，廓爾喀最有誠意的“貢品”是：活佛弟弟的遺骨。同為這場爭產風波的當事人，乾隆對于活佛弟弟無疑是恨之入骨。有一種說法是，乾隆下令把活佛弟弟的尸骨分別掛在前后藏及康區的各大寺院，以為叛國者戒。今生客死他鄉挫骨揚灰也就罷了，乾隆甚至徹底封殺了活佛弟弟的“來世”。按照乾隆的旨意，紅帽系所屬寺院、土地、牧場、農牧奴全部查抄歸公，紅帽系僧人一律勒令改宗黃教，最嚴厲的是，禁止紅帽系活佛轉世，傳承了十世，共計四百多年的噶瑪噶舉紅帽系從此斷絕。而這也是藏傳佛教歷史上，首個被禁止轉世的活佛世系。

從六世班禪的遺產風波到紅帽系的“禁止轉世”，對于乾隆來說，除了被迫陷入了一場遠在萬里之外的國際戰爭之外，他也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東西。第一，他由此終于湊滿了“十全武功”(“十功者，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臺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十”)，當然，很會算賬的乾隆將廓爾喀算成了前后兩次;第二，乾隆由此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治藏政策的一位最重要設計者。1793年，也就是馬戛爾尼使團訪華那一年，乾隆出臺了《欽定藏內善后章程》，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制定“金瓶掣簽”制度來認定達賴、班禪的轉世靈童， 將“轉世”的最終批準權掌握到了中央政權手中。有一種政治不正確的說法是，清朝帝王和西藏的關系是“施主與喇嘛的供養關系”，而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的是，當喇嘛拿了施主太多太多錢，施主就不再是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