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張巡守睢陽時到底吃了多少人？

張巡首先要保障的，是他的士兵，而不是睢陽百姓。對士兵的熱愛，讓他獻出了愛妾，但要說他帶頭吃掉了三萬百姓，這殊不足信。

尹子奇率13萬叛軍，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月二十五日進攻睢陽。張巡得睢陽太守許遠告急，旋率將士3000余趕赴睢陽。寧陵至睢陽很近，即使步兵，半日亦足以趕到了。與許遠合并一處后，將士共6800人。即日與叛軍接戰，連續拼殺十六晝夜，俘獲叛軍將領60余人，殺死士卒2萬余人，“獲車馬牛羊”。尹子奇攻城不下，承夜退去。其退兵時間，應在二月之中。

此次接戰，張、許大獲全勝，且收獲車馬牛羊。雖未云具體數目，但除作戰斬獲之外，因叛軍為連夜撤軍，以其10余萬眾的規模，所遺亦應可觀。舍馬可充戰馬外，牛羊則可充軍糧。而睢陽城內存糧本有六萬斛之多，當時一斛約等于現在的60升，六萬斛即合現在的360萬升。但虢王李巨堅持要將存糧的一半分給濮陽、濟陰二郡，許遠雖據理力爭，卒無濟于事，因此睢陽只剩下一半存糧，相當于現在的180萬升。《新唐書》謂“巡始守睢陽，眾六萬”，即是軍民之總數為六萬左右。除去張巡帶來的3000人，原來的5萬余人可用存糧支持半年。多了張巡的3000人后，即使支持不了半年，也應可支持五個月。故糧盡之日，應在七八月之間。閏八月南霽云對賀蘭進明說睢陽“不粒食已彌月”，時間是差不多的。存糧殆盡時，“士日賦米一勺，龁木皮、煮紙而食”，“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才千馀人，皆癯劣不能彀”。按此處“千余人”，力不能拉弓，當指將士而言。

南霽云兩次外出求援。時間為八月和閏八月，其第二次求援歸來，為閏八月十五日。南霽云在真源令李賁處得馬百匹，又在寧陵借得三千兵，而最終殺入睢陽重圍的只有約一千人。但他們同時“驅賊牛數百入”，搶糧心切，奪叛軍之牛，應是他們損失慘重的原因。但這數百頭牛，加上戰馬，因值夏日，若善藏腌制，舍百姓不計，應可支持2000將士一段時間。而城破之日為十月九日，據閏八月十五日不足兩月。此類緱糧應是差不多的。

尹子奇于正月、三月、七月三次包圍睢陽，其中前兩次圍城皆被張巡擊退。而七月的解圍尤其重要，當時尹子奇被射瞎一目，倉皇敗退，而睢陽糧盡，正可乘機調糧。中原城邑眾多，寧陵等地僅數十里之遙遠，野麥已苞可食，皆應有得糧的希望。而七月六日尹子奇重新圍城，同時即發生“士多餓死，存者皆痍傷氣乏”的慘狀。我認為此時的主要問題已不在糧食，而在疾病。殺戮太甚，死者枕籍，又值盛夏，極可能發生疾疫流傳。且守軍接戰數十場，常主動出擊，而未聞敗績。守軍遠遠少于叛軍，若主動出擊導致自己死傷嚴重，則張巡豈敢如此？故守軍由6800銳減為一千人，疾疫應起了更大的作用。而隨著病死將士日眾，有賊牛戰馬在，則軍糧問題日益次要。要知道，在睢陽將士最饑餓的閏八月，南霽云尚帶50精騎沖出敵陣搬救兵。50匹馬，可以奔赴遠邑，足見飼料尚可供應。而其時城中，既未吃馬，也未如木皮、紙張那般吞食馬飼料。正因為是疾病的問題，所以擁有賊牛戰馬的最后時光，叛軍破城時，卻發現守軍“病不能戰”，兵疲已極。試想一下，如果不是疾疫而只是饑餓，則一千兵，吃上萬人，天天飽餐人肉，會疲憊至此？

而張巡殺妾則在七月糧盡之時。當時“士多餓死，存者皆痍傷氣乏”，張巡便獻出愛妾。我認為此處，當高度注意“痍傷氣乏”四字。唐軍與叛軍大小數百戰，戰事非常頻繁，死人自應無算。饑餓難耐，盡有尸體可食，何必生殺侍妾！然人肉治病之說，早有源流。如李時珍《本草綱目》載張杲《醫說》，謂唐開元中，明州人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載人肉療羸瘵。自此閭閻有病此者，多相效割股。“割股”云云，即指生人之肉。后世相傳之以人血起沉疴者，亦屬此類，這一惡習遭到魯迅的痛斥，眾人皆知。張巡所殺之妾，許遠所殺至僮，皆生人中之尤為鮮活者，與死尸截然不同，此必與起將士之羸病沉疴有關。則其殺人之心，固有愚昧之嫌，但一則出于對士卒的熱愛，二則絕非以人肉充軍糧，自古以來對他的非議和詬病，實非公斷。

然而“凡食三萬口”之說，又從何說起呢？閏八月后，一千多守軍，有賊牛戰馬墊肚子，若還不夠，哪里需要吃那么多人。就算上七、八兩月，善藏腌制，也決計吃不到三萬人！我認為，城中百姓原有五萬余，尹子奇兩次退兵時，若干百姓逃難而去是極有可能的，剩下的三萬百姓趕上七、八、閏八這最艱苦的三個月，士兵以賊牛戰馬自饗，尚難自給，絕不會分口糧與百姓。故百姓“人相食”是一定的。實際上，睢陽存糧不足，最初就有預估，上半年能否公平分給百姓，都是個極大的未知數！張巡的第一宗旨是守住睢陽，認為睢陽是“江淮保障”，故直到最后都不愿放棄睢陽而“東奔”。因此，張巡首先要保障的，是他的士兵，而不是睢陽百姓。對士兵的熱愛，讓他獻出了愛妾，但要說他帶頭吃掉了三萬百姓，這殊不足信。

愛妾也是生命，不過妾實際上是高等奴婢，中國在20世紀前，從未根除奴婢傳統，奴婢幾乎就是主人的私有財產。張巡的“人”的觀念欠缺，后人如王士禎就編了一個愛妾轉世報仇的故事來批判他，這是很中肯的。但是如王夫之等人，非要說張巡不應該吃掉滿城的人，就有些失察了。如果要說唐朝當時就對張巡存有非議，我覺得是因為張巡與虢王李巨等親貴，曾因為將士表功等問題發生沖突，上層路線走得并不好，從而影響了朝廷對他本人的表彰。到后來韓愈等人為他辯護，卻又流于道學，通篇義理而不見考證。而通過“人相食”而活下來的四百百姓，也絕對不會跟人說是自己吃自己，反正張巡已經死了，有什么罪惡也讓他一肩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