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中的倒霉蛋應瑒如何變成了御用文人？
建安七子之中，應瑒可能是最沒名氣的一個。四處飄零的經歷，讓這個平凡的侍從文人，在領導的命題作文中越來越“平庸”，其作品少了幾分慷慨與豪邁。因此，曹丕評他是“和而不壯”。應瑒是河南哪兒的？他在曹門之下，又寫了哪些詩賦？想著書的他，又為何美志不遂？他的才華真的被“領導們”耗散了？
東漢末年，西涼軍閥董卓掌控朝中大權，一時軍閥割據、戰事頻繁，皇帝所在的長安、洛陽皆被廢毀。漢獻帝劉協先是從長安跑到洛陽，之后又被曹操弄到了許昌。文人雅士隨著漢獻帝流離遷移，四處飄零。漢獻帝到許昌這年，改年號為建安，北方地區在曹操的操持下已經安定。那個時候，“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和他兩個兒子曹丕、曹植，都喜歡舞文弄墨，愛好詩辭文賦。這父子三人對文人雅士相當殷勤。北方地區俊采星馳，群賢畢至。王粲從漢水之南來歸順，陳琳從黃河之北來歸附，徐幹從青州來做官，劉楨從海邊來投奔，應瑒展露他辭采斐然的文思，阮瑀施展他風度翩翩的書記才能。他們在酒杯前吟詠詩篇，在座席上從容談藝，調和墨汁，言談歡笑，揮灑毫筆便寫就酣暢的詩賦。
這些文人墨客，在打仗的時候，大多隨軍，歌功頌德，抒發情懷，寫征戰之苦，述社會之亂。回來之后，則習文作詩，探討文學，給后人留下了“建安風骨”。其中，三曹和建安七子作為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曹丕編的那本《典論·論文》說：“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玚德璉，東平劉楨公干。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于千里，仰齊足而并馳。”此后，這七個建安年間的才子，就有了“建安七子”的名頭兒。
其中提到的“汝南應瑒德璉”，就是東漢汝陽南頓（今河南省項城市西北）人應瑒。應瑒死后，就埋在今天的項城市高寺鎮，至今還有“應冢”。可是，我在項城讀書的十幾年里，從未聽說過我有這么一位同鄉。相比建安七子中的其他六人，關于應瑒的史料并不多，在“建安七子”中，這位算是最沒有知名度的。從文學地位上來看，應瑒現存的作品，只有六首詩、十五篇賦和五六篇文章，其中殘缺的又占相當比例，跟“著文賦數十篇”的歷史記載對照就知道，他的大部分作品都遺失了。可在三國時期的歷史上，并非只有讓梨成名的孔融，裸身擊鼓的禰衡，還有眾多平庸的文人。應瑒就是那個出名而又相對平庸的一個。
禰衡擊鼓罵曹
提及應瑒的生平，這要從漢末大亂說起。當時，士人為逃避戰禍，四處流竄，多寄身于戰亂較少的南方。應瑒當時就和其他士族子弟一樣，去南方的荊州避亂，之后又回到潁川、許昌一帶。好景不長，又輾轉到了袁紹所占的鄴城，并在鄴城文學界小有名氣。但漂泊的歲月并未停止。曹操攻下鄴城之后，他又轉為曹操服務。跟著曹操做了幾年丞相掾屬，又被安排到曹植門下做曹植兒子的老師、曹植的文學侍從。不過，很快他又轉到了曹丕門下了，也正是在曹丕門下，才過了幾年舒坦日子。
曹操征戰
除了孔融之外，和依附于曹門的建安七子中的六人一樣，應瑒成為了曹門的文學侍從，其中文章不免帶有幕府侍從文人的作風。比如，曹操下令征烏桓，應瑒寫一篇《撰征賦》助興記錄。戰爭歸來，跟隨曹植之時，不免寫一寫同體同詠之作，如《斗雞詩》，曹植、應瑒、劉楨各有一首。曹丕跟從曹操出去打獵，作《校獵賦》，同時還命陳琳作《武獵賦》、王粲作《羽獵賦》、應瑒作《西狩賦》。陪領導打仗，寫從軍詩；陪公子哥玩耍，寫公宴詩、趣味兒詩；出去打獵“旅行”，寫命題作文，這其中不乏誠信誠意的部分，但肯定也有奉承之詞。
清初著名詩人兼詩論家陳祚明評說《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詩立言得體，比“俗筆”高明，自有見地。既與權貴親近，又不顯得奉承，這向來是侍從文人的作風。文章或許很得體，但總顯得有些平庸，畢竟放不開。在這樣一個講究尊卑關系的國家，要想在公宴詩中找到富有新鮮意味的作品，并不容易。或許應瑒的經歷太過飄零，少了幾分建安風骨中的慷慨激昂，太容易遷就環境而又缺乏那種豪邁。因此，曹丕批評應瑒“和而不壯”。但正如學者顧農所言，當應瑒不受命題作文的約束，可以自由發揮時，就能寫出好作品。像他給老朋友寫信，講到自己的處境時說：“朝隱之官，賓不往來，喬本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應瑒對自己充當幫閑之官，有很深的自責與自嘲，這內心獨白雖然平淡，但意味不凡。可誰愿意平庸呢？但作為幫閑之官，他又能怎么樣呢？領導定下的意旨，違背又能如何？不如就這樣過吧。
在建安七子之中，應瑒可能是最沒有遠大抱負的。經常易主，這或許導致他最后只有一個想法：跟著一個人，安安穩穩干一輩子，做出點事兒。可這樣患得患失多年之后，他被磨平了，他被后世研究者認為相對“平庸”。就這樣一個“平庸”的人，在建安二十二年，一場瘟疫橫掃中國之時，和徐干、陳琳、劉楨、王粲同死于瘟疫。他們死后一年，曹丕在《與吳質書》書中提到應瑒時回憶道：“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而在顧農看來，“這恐怕也只是應瑒死后才說的高姿態的風涼話，人們記得當年曹丕不斷地命題，讓應瑒以及其余幾位來寫什么州鄉衡詩楊柳賦，無端耗散他們的才華。應瑒恰恰是一個可憐的犧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