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司馬遷的人生經(jīng)歷造就了他的不平凡
歷史上有那么多人留下了濃墨重彩，后世的人們喜好對這些偉人的分析，后來的《三國演義》可以說是分析的最為成功，但這并不是建立在尊重事實的基礎上。
就好比聽相聲，你明知道知道上面是在瞎扯，但你就是喜歡聽。與其如此分析，倒不如分析真實的人物性格，最讓后人佩服其堅忍的司馬遷最值得讓人分析。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可以說是獨樹一幟，因為他的特殊經(jīng)歷讓他格外偉大。
在人格上司馬遷是堅強的代名詞，在風格上司馬遷是務實代表人。下面結合兩點來分析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
在編撰史記的過程中司馬遷求真務實，從二十歲開始就游歷全國各地，收集歷史材料，慎重挑選，辨明真?zhèn)?，方有一絲懷疑的的地方都不會收錄其中。就在史記編寫到一半時，天降橫禍被漢武帝處以宮刑，這對男人來時是莫大的屈辱。忍受著身體與精神的雙重折磨，他依然堅強的將《史記》編撰完成，前后共花費13年時間，歷史記載更是超過3000年之長久。這樣的事跡是對司馬遷人格與風格最有利的分析。
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絕對是歷史少有的，若人格上不堅強，誰能13年只為寫一本書，誰能在忍受宮刑后繼續(xù)前行？如果風格上不務實，誰能風餐露宿13年遍訪各個歷史發(fā)生地點？若真是隨意寫，那豈不會胡扯個3000年？最后的定論，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就是堅強和務實。
司馬遷的經(jīng)歷
司馬遷一生并不順遂，也經(jīng)歷了許多的事情和波折，也正是這些波折和困難成就了我們今日所頌揚的司馬遷。
司馬遷早年間就遵父命游歷山水，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去了解民間的一些古事舊聞，對各地風俗人情都有深入的了解。后來來到京城，做了郎中。公元前111年的時候，漢武帝在西南夷設置武都、沈黎、文山等五郡，而這個時候正跟隨漢武帝東巡的斯曼縣，在繼唐蒙、司馬相如、公孫弘之后再次出使西南，被派到了巴蜀以南的一代，建設新郡，直到第二年才回朝復命。
父親死后，司馬遷依照父親的遺愿，成為了太史令，并且在當時的都城長安，結交到了不少文人墨客、有志之士。后來，李陵戰(zhàn)敗被匈奴俘獲，投降匈奴。司馬遷為李陵仗義執(zhí)言，卻惹得漢武帝大怒，將司馬遷逮捕入獄，在獄中司馬遷被百般折磨。之后李陵叛變的事情，因為公孫敖造謠而被“坐實”，漢武帝誅殺了李陵一家妻兒老小，連帶著為李陵說話的司馬遷也沒能幸免。
司馬遷在這次事件中被處以宮刑，一度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家族的使命和實現(xiàn)理想的動力讓司馬遷忍辱負重的活了下來。這樣的經(jīng)歷給了司馬遷絕對的動力，于是他潛心寫作，將畢生的經(jīng)歷都花了在編寫《史記》之上。前后十四年，司馬遷最終完成了這部曠世杰作，司馬遷自己也成為了人們口中的傳奇。
司馬遷之死
司馬遷的死史書上沒有明確的記載，死因沒有被記載，連死年都存在很大的疑問和爭議，這其中也有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
班固在《漢書》中為司馬遷專門寫過一篇傳記，但是在這篇傳記中也沒有記載司馬遷的死亡原因和日期，以至于后世對司馬遷的死充滿了疑惑，也使得司馬遷之死成為了一個千古謎團。但是坊間也流傳著幾個關于司馬遷死因的說法，可以從中判斷一二。
第一種說法是司馬遷是因為在給任安的回信中，出現(xiàn)了埋怨的語句，被漢武帝知道之后就下令，秘密處死司馬遷了。這個說法中存在很大的漏洞，首先我們能從報任安書書中發(fā)現(xiàn)，司馬遷并沒有寫什么埋怨的語句，表達的是自己沒有把話數(shù)清楚，而導致了漢武帝的發(fā)怒。而且后來漢武帝為司馬遷平反，還重用了司馬遷，讓司馬遷擔任了中書令一職。要是漢武帝下令殺了司馬遷，如此反復無常的人，又怎么能做皇帝呢？
還有一種說法是司馬遷因為自己的史記能夠公開，為世人所知而高興致死的，這個說話中實在有太多的漏洞，就不再贅述了。另外一種說法是司馬遷退居故里，頤養(yǎng)天年，最終無疾而終。這個說法在韓城市司馬遷祠內(nèi)《翟邑侯重修太史廟記》碑文可以查證。
因為司馬遷的死沒有被明確的記載，而且坊間又有許多的傳聞，因此司馬遷之死到現(xiàn)在還是一個謎。
后人對司馬遷的評價
司馬遷作為我國歷史上著名的史學家，傾盡一生完成了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這部著作的完成過程并不順利，司馬遷為寫書先是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在撰寫過程中又獲罪受宮刑下獄，可以說《史記》是他畢生的心血。那么后人對司馬遷的評價是怎樣的呢？
漢朝楊雄曾著《法言》一書，書中寫到“太史遷，曰實錄。”“子長多愛，愛奇也?！睏钚垡虼艘渤蔀榱说谝粋€贊頌司馬遷實錄精神的人，他提出的司馬遷據(jù)實記錄人物和司馬遷鐘愛奇才的觀點也被人們所認同。班固是一個系統(tǒng)評論司馬遷的歷史人物，在班固的《漢書》中，班固專門做了一篇《司馬遷傳》，文中寫道“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zhì)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卑喙毯芎玫馁潛P了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的紀實精神，令后人嘆服，而司馬遷的紀實精神也成了中國史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唐代文人韓愈十分推崇司馬遷，在他看來司馬遷的文學風格是“雄深雅健”。韓愈也曾說過“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為最?！北憩F(xiàn)出韓愈對司馬遷的崇敬。宋元時期，馬存和鄭樵也先后對司馬遷發(fā)出贊嘆，其中馬存主要是贊嘆了司馬遷的壯游，他說司馬遷“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后吐而為書?！币虼怂抉R遷的文筆或奔放浩蕩，或深沉含蓄。南宋史學家鄭樵則認為“而司馬遷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黃帝，下迄秦漢，勒成一書，分為五體。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易其書。六經(jīng)之后，惟有此書。”可見鄭樵對司馬遷的評價之高。
明清時期的金圣嘆、錢謙益、章學誠、趙翼和梁啟超都先后對司馬遷作出評價，其中金圣嘆可以說是司馬遷的知己，他對《史記》的探討獨樹一幟。趙翼稱司馬遷為“史家之極則”。而梁啟超則認為“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并對《史記》做出極高評價，并說“凡屬學人，必須一讀”。
到了近代，魯迅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中也提到司馬遷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郭沫若更是贊賞司馬遷的才華，他曾為司馬遷祠題寫碑文，寫道“文章曠代雄”、“功業(yè)追尼父”的贊語。而翦伯贊更是認為司馬遷是我國史學的開山祖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