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蔭槐的結(jié)局怎樣 和楊常事件有什么聯(lián)系？
1928年東北易幟，楊宇霆、常蔭槐沆瀣一氣，始終反對張學良與南京政府合作。楊、常認為蔣介石靠不住，言而無信，易幟后會被蔣吃掉，況且蔣也不見得站住腳，倒不如在東北搞獨立。迨至易幟成功，楊宇霆為表示反對，于12月29日慶祝東北易幟，全體東北保安委員會委員與南京代表人士合影留念時，竟當場攜皮包憤然離去，不參加合影。當日沈陽城各機關(guān)、學校、工廠、團體、商號以及東北地方政府、要人的私邸等處，均懸掛著青天白日旗，但楊、常兩家公館卻不掛旗，以示反對。
常蔭槐官居要職，以權(quán)謀私，與楊宇霆相勾結(jié)，陰謀削弱和打擊張學良在東北的統(tǒng)治地位。如有一次，楊、常伙同一起，別有用心地要挾張學良增加撥款來擴充沈陽兵工廠。張學良鑒于東北財政困難，無法籌措，并講明兵工廠亦應(yīng)緊縮開支，因而未允。楊宇霆有恃無恐地說：“我有辦法，可由鐵路收入墊付。”但就在商議此事前不久，張學良因苦于軍費開支拮據(jù)，曾向常蔭槐提出可否由鐵路資金中挪用一部分以充軍餉，而常當即粗暴地予以拒絕，態(tài)度驕橫，使張大為難堪。
常蔭槐對東北主帥張學良鄙夷蔑視，在其私邸與家人談話時動輒說：“小六子(張的乳名)少不更事，懂得什么！”更有甚者，在公開場合對張學良也不尊重，倨傲無禮，目無長官。例如奉軍撤離北京時，將京奉路機車及客車悉數(shù)開往關(guān)外，后閻錫山提出放還車輛，以利交通。張學良已同意放還，然常蔭槐卻抗命不從，并且說：“這是我的事情，這些車輛歸我管，他(指張學良)管不了我。”常去齊齊哈爾就任黑龍江省省長之后，所遺北寧路(即原京奉路，東北易幟后改稱此名)及東北交通委員會委員長兩職均未辭去，后者由楊宇霆心腹鄭謙代理。盡管張學良再三催促其盡快辭去兩處兼職，但他依然攬權(quán)不放，拖延去職。
在“楊常事件”發(fā)生數(shù)日前，常蔭槐自黑龍江抵沈面見張學良，要挾張罷免中東路督辦呂榮寰職務(wù)，提出讓劉哲(與常私人關(guān)系密切)繼任，并且手持紙筆，蠻橫無禮地脅迫張學良立即批準任命，氣焰囂張，咄咄逼人，張未允。就在“楊常事件”發(fā)生的當日下午，楊宇霆、常蔭槐相偕赴帥府面晤張學良，促使張同意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并任常為督辦，而且聲稱：除南滿路外，將中東路包括在內(nèi)，一并劃歸鐵路督辦公署管轄。張學良當場表示，中東路為中蘇共管，事關(guān)外交，須從長計議，不應(yīng)操之過急，免生枝節(jié)。然而，楊、常卻要求張立即決定，并將事先寫好的便條出示與張，迫使其批準簽字。張學良推托說：時間已晚，容飯后再議。張復(fù)邀請楊、常在帥府共進晚餐，楊、常推說回家用飯。待楊、常飯后歸來少頃，便發(fā)生了槍斃楊、常的事件。由上訴可見，“楊常事件”之所以發(fā)生，既有遠因，也有近因，絕非偶然。
1929年1月10日午后楊宇霆和常蔭槐聯(lián)袂來見少帥，楊、常兩人見張是要挾設(shè)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由常任督辦。并且寫好人事命令請張簽字。張稍作敷衍，推說晚飯后再決定。楊、常遂告辭回家。張于楊、常去后，即部署一切，晚飯后楊、常再來，張接見后，命副官取哈密瓜，副官去而復(fù)返，稱瓜在冰箱，因夫人正在洗澡，不便上樓。張乃云：“待我去取！”遂出老虎廳，約一分鐘，衛(wèi)隊六人，由高紀毅率領(lǐng)持槍步入，大聲說：“奉長官命：楊宇霆、常蔭槐阻撓國家統(tǒng)一，立予處死，即刻執(zhí)行。”于是槍聲大作，楊、常未及反抗即被擊斃。隨后以地氈包裹兩人尸體。張隨即命外交處長赴日本駐奉天總領(lǐng)事館，告知已處決楊、常兩人。此事不影響對日外交。并向南京報告，楊、常兩人妨礙統(tǒng)一，阻撓新政，已予正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