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 中國只有蔡元培和我兩個好人

辜鴻銘在課堂上對學生們講過：“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員以后，到現在還是保皇。”蔡元培對他有知遇之恩，所以還算好人，這就是辜鴻銘的識人邏輯。

西方人評價辜鴻銘為近代中國兩位最有洋氣、最有脾氣也最有骨氣的人。

每個人都是多側面的，順應自己的個性選擇某種活法，在紛繁的世界上隨心所欲地保持一個獨立的姿態，仰俯自如，褒貶由人，這大約是人們內心深處最固執的向往。民國時期的名教授辜鴻銘，就是這樣按自己心性而活的，并以堅持梳辮子和欣賞三寸金蓮、主張妻妾成群和帝王制度、能把《論語》翻譯成英文再把《圣經》翻譯成漢語之類的奇行而至今聞名全國。

在民初的北京街頭和北大校園里，辜鴻銘絕對是一大奇觀，奇就奇在他一副前清遺老的滑稽形象，灰白小辮、瓜皮小帽和油光可鑒的長袍馬褂，回頭率達到了百分之百。更奇的是他的一套奇談怪論，對西方文明鞭辟入里的批判，反倒讓那些自以為是的洋人們引為高見;那些令人側目而視的奇行，更令國人將其當作怪物。

其實，一個人之所以能成為一大奇觀，是以他深厚的文化底蘊為基礎的，只不過，他的文化底蘊卻是以西學為主，而他在致力維護中國文化和中國精神方面卻有失偏頗，因而他的“高見”引得國人為之側目。但無論如何，辜鴻銘對于北京，對于那個新舊交替、中西交匯的時代，卻是一種文化上的“板塊碰撞”現象，碰撞出的，是一座絕塵仰止的高山。

辜鴻銘留在世人心目中的“遺老”形象是以北京為背景的，但他與北京的淵源卻發生在他五十歲以后，此時，他已經是個狂狷不遜、行為怪異的小老頭了。那么，辜鴻銘在踏進北京并終老于此之前，曾經有過怎樣的輝煌？

辜鴻銘原本并不屬于北京，甚至不屬于中土，他來自南洋，只能算是華裔。辜家原籍福建，從祖輩起就來到南洋檳榔嶼，逐步創下一份家業。父親為牛汝莪橡膠園的經理，而母親卻是位葡萄牙人，所以，辜鴻銘只有一半的華人血統，他長得深眼隆鼻，臉部輪廓分明。橡膠園的主人、英國牧師布朗非常喜歡這個聰明懂事的孩子，便把他收為養子。

大概在1867年左右，布朗夫婦離開馬來西亞回國，在征得辜鴻銘父母的同意后，將十歲的辜鴻銘帶回了蘇格蘭。這樣一來，辜鴻銘便從文化上成了一個真正的“洋鬼子”，而他對中國文化的浸潤似乎有些先天不足。

辜鴻銘頭上有一大堆的博士頭銜，據說總共有十三個，這是他游學歐洲十四年的結果。德國的萊比錫大學、英國的愛丁堡大學等等，都曾留下他刻苦攻讀的身影。名校、名師再加上個人的造化造就了一位出類拔萃的天才，他不但深得歐美文化的精髓，同時精通英、法、德、日、俄、拉丁、希臘、馬來語等八種語言，在語言方面似乎有著天賦異稟。在他此后的生涯里，他充分調動了他的三寸不爛之舌，留下了許多笑談。

按理說，辜鴻銘接受了系統的西式教育，應該是一個“崇洋派”，然而他始終都在不遺余力地“倒洋”，并且竭力為中國張目，這一點他做得比誰都要徹底。早在他游學德國期間，就開始利用他那副鐵齒鋼牙，為中國人揚眉吐氣。那次，在維也納開往柏林的列車上，為了打發時間，辜鴻銘隨手拿起一張德文報紙來讀。一向愛搞怪的他竟然一直倒拿著報紙在看。

這時，坐在他身邊的兩個德國人開始嘀咕起來。見辜鴻銘沒有反應，其中一個德國人大聲嘲笑說：“看哪，這個愚蠢的支那人根本就不懂德文，偏偏還要裝蒜，連報紙倒著都不知道。”說完，兩人肆無忌憚地大笑起來，車廂里的其他人也都露出了鄙夷的神色。這時，辜鴻銘放下手中的報紙，正色說道：“你們這種毛頭小子，真不知天高地厚！你們德國的文字簡直太簡單了，我就是倒過來看也毫不費力。”一口純正而流利的德語先就讓那兩個德國人吃了一驚，但辜鴻銘并不就此罷休，他還真的當眾表演了一回倒讀報紙的本事，讓那兩個德國青年徹底敗下陣來。最后，辜鴻銘還不忘痛打落水狗，把那兩人狠狠地教訓了一頓。

在英國的時候，有一次，他在電影院里看電影，想點著他那支一尺長的煙斗，但忘了帶火柴。當他看到前排位置上那個光頭時，他又開始擺起譜來。看得出那是一位蘇格蘭人，辜鴻銘還沒讓蘇格蘭人領教過他的厲害，于是，他用煙斗和蓄有長指甲的手指敲敲那個蘇格蘭人的光頭，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說：“請點著它！”那個蘇格蘭人不明就里，還以為遇到了中國黑道上的老大，自忖開罪不起，只好乖乖地掏出火柴，為辜鴻銘點著了煙鍋。辜鴻銘深吸一口，坐在一團藍色煙霧中，宛如一尊神。

辜鴻銘在國外大力弘揚他心目中的中國精神，然而，此時的他與中國素未謀面，祖國在他心中還只是個遙遠的幻影，他的“中國精神”無所歸依。促使他與祖國真正結緣的，是一位中國大學者馬健忠。1883年，他們在新加坡的相遇促成了辜鴻銘的“海歸”，在惡補了一通中文和中文典籍之后，辜鴻銘回到了中國內地。

但此時的辜鴻銘尚以一副青年才俊的面目出現在國人面前，他與北京的結緣還在二十年之后。這二十年間，他把自己的曠世才華交付給了一個人，此人就是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他任張之洞的外交顧問秘書，張之洞對他頗為看重，曾對人說：“鴻銘經綸滿腹，確是杰出之才。”他也感念張之洞的知遇之恩，時常感懷：“余為張文襄(即張之洞)屬吏，粵鄂相隨二十余年，雖未敢云以國士相待，然始終禮遇不少衰。”

在這二十年間，辜鴻銘除了在工作上與“洋務”脫不了干系外，他的業余時間，都放在研究經史子集上了，也正因為如此，他成為中國文化的代言人也就有了可能。

1907年夏，張之洞奉旨進京出任體仁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辜鴻銘隨同北上，他終于來到了神往已久的北京。而在南方各省籍籍無名的他，在張之洞的舉薦下，居然得以晉升司級干部，先是當上了外務部員外郎，緊接著又升任郎中，著實過了一把官癮。1917年，張勛復辟的時候，他還當上了外交部次長，這是他一生中當過的最大的官，不過，這個官當得很不光彩，可算是他的一個污點。

辜鴻銘在北京的十年，恰恰正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時代，作為一名學貫中西的大學者，以他一貫的性格，他并沒有置身事外，相反，他表現得很積極，但他的積極難免讓人詬病，因為他是出于維護中國文化的狂熱，只是一味地復古，政治上卻相當幼稚，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保皇派，甚至為慈禧大唱贊歌。當世人都以空前的熱情追隨革命新潮、與最后一個封建王朝訣別時，北京街頭卻有一個拖著一條灰白小辮、帶著一頂瓜皮小帽、身穿長袍馬褂的滑稽身影固執地出現在行人的視線里。古怪狷狂的他不僅把少年留洋時所穿的西服革履悉數鎖進了箱底，還在贈給張勛的對子里自鳴得意地吟道：“荷盡已無擎雨蓋(指清朝官帽)，菊殘猶有傲霜枝(指辮子)。”

辜鴻銘給北京這座古都，乃至這個古老的國度留下的最令人回味的一筆是他在北大當教授時留下的。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提出了“兼容并包”的辦學宗旨，他聘請辜鴻銘為北大英文系教授。有人表示異議，蔡元培說：“我請辜鴻銘，因為他是一位學者、智者和賢者，絕不是一個物議飛騰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極端保守的頑固派。”

此后，辜鴻銘每日里以他那副標志性的裝束，在北大激昂亢進的革命氛圍中，保持著鮮明的個人姿態。他用純熟的西方語言宣揚古老的東方精神，他反對女生上英文課，反對新文化運動，這在當時的北大校園里的確是獨樹一幟。當辜鴻銘梳著小辮第一次走進北大課堂時，學生們哄堂大笑。他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聞聽此言，教室里立刻沉寂下來。

在課堂上，辜鴻銘常常借題發揮，大力宣講中國的傳統文化。他把《千字文》和《人之初》譯成英文，在課堂上教學生用英文念《千字文》，說是念，其實更像唱，音調很整齊，口念足踏，全班合唱，旁人聽起來甚覺可笑。再看他的模樣，越發的詼諧滑稽，倒讓學生們樂而忘倦，這種獨一無二的教學方法很受學生們的歡迎。

辜鴻銘在課堂上對學生們講過：“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員以后，到現在還是保皇。”蔡元培對他有知遇之恩，所以還算好人，這就是辜鴻銘的識人邏輯。到了1919年6月初，受“五四”學潮的影響，蔡元培校長的去留引起了當局和校方的爭議。北大教授們在紅樓開會，主題是挽留蔡元培校長，大家都表示贊成，只是具體怎么交涉，還需要討論。大家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辜鴻銘也積極主張挽留校長，但他的理由和別人不一樣，他說：“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這么一說就顯得滑稽了，甚至有些荒唐，不過，這個時候大家懶得跟他理論。

1923年1月，蔡元培因教育總長彭允彝克扣教育經費，無理撤換法專、農專校長，憤而辭去北京大學校長一職，重赴歐洲。辜鴻銘與蔡元培同進退，隨即也辭去北大教職。辜鴻銘飛云流轉的一生到了即將落幕的時刻。此時，國民革命方興未艾，“舊派”人物日薄西山，還保留著清朝遺老裝束的辜鴻銘更是成了一個過時又過氣的可笑人物，備受時論的諷刺與奚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