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是如何懲罰強奸幼女罪的？

清人吳熾昌的筆記《客窗閑話》中收錄了一則“強奸幼女案”的故事：

“有七十余歲老翁，愛鄰女幼慧，保抱提攜，勝于己出。父母知翁誠實，使女拜翁為義父，往來無間。”這女孩子才十歲，正是半懂事半不懂事的年紀。一日，女孩父母因為要到親戚家奔喪，將女兒托付給老翁看護，老翁于是過來家里暫住。次日，父母歸來，見女兒走路姿勢不大對勁，便叫來問話。女兒的回話讓爹娘如雷轟頂：她被老翁奸污了，因下體痛疼，所以才行走不便。父母又怒又悲，將老翁告上衙門。

在古代，強奸幼女是一項大罪。縣官趕忙升堂。一問訊，得知詳情：當日，小姑娘因父母不在家，便到鄰舍聽大人閑談。聊天的都是些剛成婚的婦女，所談盡是“陰陽交合之事”。小姑娘聽了很是好奇，便回家“與義父同榻”，想與老翁試行云雨。老翁開始還不敢干這禽獸之事，說，“汝年幼稚，決不能成事。”小姑娘說，鄰家姐姐說這事兒“樂不可支也”，非要試試。老翁“久鰥，聞言心動”，便半推半就上馬拉弓，一試之下，小姑娘“疼極幾斃”，老翁怕出事，也不敢硬來，只是責怪小姑娘：“叫你不要試，你偏要，現在受傷了吧？你爸媽回來，千萬不可告訴他們，切記切記。”

根據審訊所得，這是一起情節離奇的強奸未遂案。那時候的官府，倒不敢回護老翁，將責任推到不懂事的小姑娘身上，而是比較講求“情法兩得其平”，一方面，“先開導其父母，為此女留名節地步，將來擇配，不至為人所棄”；另一方面，按律作出判決：強奸幼女已成者，當斬；老翁“因喊即止”，屬強奸未遂，“依強奸十二歲以下幼女未成例，改發煙瘴充軍。即年逾七十，不準收贖”。

清代的刑律規定了“強奸幼女罪”：強奸十二歲以下幼女致死，或將十歲以下幼女誘奸者，判斬刑；強奸十二歲以下幼女幼童未遂，發配遠邊為奴。清律“強奸幼女罪”的立法淵源來自南宋的《慶元條法事類》。宋代之前，法律對強奸罪的處罰并不嚴厲，比如唐代，《唐律疏議》規定：“和奸（通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徒兩年”；“強者各加一等”。對強奸罪的懲罰只是在“通奸罪”刑罰的基礎上“各加一等”而已。大概也因為此，唐人的男女關系很是混亂，以致有“臟唐”之說。宋人加大了對強奸罪的懲罰力度，北宋時，對強奸有夫之婦者，“決殺”。南宋制訂的《慶元條法事類》，在“諸色犯奸”條目下規定：“諸強奸者，（女十歲以下雖和也同）流三千里，配遠惡州；未成，配五百里；折傷者，絞。”

這條在立法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法條，這里不妨略加解讀一番。顯而易見，宋律對強奸罪的處罰已經很嚴厲了：“流三千里，配遠惡州”；如果對被侵犯婦女的身體造成損傷（宋代法律術語叫“折傷”），則判處絞刑；就算強奸未遂（宋代法律術語叫“未成”），也要刺配五百里。應該說，這一立法顯示了宋人更加注重對女性的法律保護。另外，按宋朝的法律倫理，婦女被強暴時奮起反抗、殺死施暴者，是免罪的。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昌州有個叫何任的婦人，“夫死已經十年，守志不嫁”，一次亡夫的兄弟盧化鄰竟來逼奸，“阿任倉卒之間，無可逃免”，殺了盧化鄰。因為出了人命，便進入刑事司法程序，最后，皇帝下詔宣布阿任無罪，并表彰了她，“支賜絹五十疋”。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慶元條法事類》創造性地確立了“強奸幼女罪”：奸污“女十歲以下雖和也同”。意思是說，對十歲以下的幼女進行性侵犯，即使幼女同意或主動，也等同于強奸罪（宋代法律術語叫“雖和也同”）。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針對“強奸幼女罪”的立法懲罰。這一立法背后的法理，跟現代社會保護未成年人的道理并無不同：未成年人的心智尚未發育健全，不具備獨立的法律人格，因此，她們的意愿并不構成否定強奸的要件。根據這樣的法理，所謂“和奸幼女”、“嫖宿幼女”之類的罪名是立不住腳的。

宋朝諸多優良的司法制度，比如“鞫讞分司”制（事實審與法律審分離）、“翻異別勘”制（犯人翻供就必須更換法官或法庭重審），“司法考試”等等，在宋亡之后都煙消云散了，所幸“強奸幼女罪”的立法還是為后來的元、明、清所繼承，明朝還將“幼女”的法定年齡提高到十二歲，換言之，跟十二歲以下的幼女發生關系，即構成強奸罪。

自宋之后，強奸幼女都是極嚴重的罪行，朝廷也不敢等閑對付。清道光年間，直隸文安縣發生了一起強奸十一歲幼女未遂案，因為知縣未將嫌犯及時監禁，“延至二十余日”，便受到彈劾，皇帝下詔要求調查該知縣是否“有聽囑受賄及意圖消弭情事”。回到《客窗閑話》記載的那宗強奸幼女案，曾有人替那老翁求情：“這老頭畢竟是被小姑娘所誘，與一般老光棍立意誘奸者大相徑庭，有法挽回乎？”官府答道：“奸幼女者，雖和同強，法無可貸。”

這便是古人對待強奸幼女罪行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