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為何“僧道蓄妓、尼姑做妾”？

據(jù)《馬可·波羅游記》所載：南宋末年，皇帝常帶著一批宮妓到西湖上尋歡作樂，當(dāng)她們玩得疲乏時，皇帝便令她們退入湖邊的叢林中，脫去衣服，裸體投入湖中游泳，而好色的皇帝卻在一旁觀賞，大飽眼福......這從一個側(cè)面反映出宋代是一個淫欲橫流的時代。事實上，北宋都城東京(今開封)與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是中國古代妓業(yè)最繁榮的城市。當(dāng)年的臨安城更有“色海”之艷稱。

大宋的最高統(tǒng)治者極力鼓吹享樂主義。開國皇帝趙匡胤曾公然向文臣武將倡導(dǎo)：“多積金錢，厚自娛樂......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 宋仁宗、宋真宗等帝也屢勸百官以聲色自娛。于是，宋代官僚士大夫蓄養(yǎng)家妓成為一種時尚，幾乎普及化、大眾化。 時人有言：“兩府兩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職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南宋王懋《野客叢書》則說：“今貴公子多蓄姬媵。”“姬媵”即侍妾，蓄置家妓或侍妾多為淫樂，或教之歌舞，或使之侑酒，以為賓客之歡。

史載，當(dāng)年蘇軾“有歌舞妓數(shù)人”，歐陽修有歌妓“八九姝”，楊震“有十姬”，張淵“買佳妾二十人”，韓侂胄有“愛妾十四人”，李允則有“家妓百數(shù)十人”...... 他們置姬妾以娛聲色，日日置酒相樂。《清波雜志》有載：“士大夫欲求保富貴，動有禁忌，尤諱言死。獨溺于聲色，無所顧避。”

太醫(yī)出身、曾任昭慶軍承宣使的王繼先，家中“屋宇臺榭皆高廣宏麗，都人謂之‘快樂仙宮’”，生活極度奢侈。他與其子王悅道分別蓄養(yǎng)臨安府名妓劉榮奴與金盼盼，日夜淫樂。又專探下戶婦女有姿色者，百般作計，必強取之，以為侍妾。全然不顧別人已有婚姻。有的士大夫甚至殘年時仍嗜酒色，沉湎失度，每睡須婢歌吹齊鼓，方就一夢。在如此世風(fēng)下，宋代便出現(xiàn)兩大咄咄怪事：

一曰僧道蓄妓。宋代的僧人、道士們似乎也不敢寂寞，紛紛蓄養(yǎng)家妓或置侍妾。 據(jù)《清異錄》記載：汴京大相國寺的僧人包養(yǎng)妓女，還美其名曰“梵嫂”。 宋徽宗時，汴京各道觀的道士也“皆外蓄妻子，置姬媵(妾)，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二曰尼姑做妾。據(jù)《宋史》卷三十七所載：南宋寧宗慶元二年十二月(公元1196年)，時任監(jiān)察御史沈繼祖彈劾大儒朱熹，共羅列十大罪狀，其中包括“誘引尼姑二人以為寵妾，每之官則與之偕行”。

沈繼祖指控朱熹貪色好淫，曾經(jīng)引誘兩個尼姑作自己的小妾，出去做官時還帶在身邊招搖過市。 之后，朱熹在上表認罪時承認自己“納其尼女”等等數(shù)條，表示要悔過自新。朱熹是否“納尼為妾”，雖有所爭論，但宋代士大夫中確有挑選尼姑做妾之事似不存疑。否則沈繼祖不會給朱熹扣上一個根本不可能發(fā)生的“屎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