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清朝賴以打江山的八旗制度為何會衰落？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繼蒙元之后又一個由少數民族—滿族建立的統一中央王朝，但它在中國的統治時間，要比蒙古族建立的元朝長得多，持續了將近300年之久，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這是獨一無二的。
清軍入關時兵數僅20萬余，連同眷屬并奴仆最多百萬，進入漢族的汪洋大海之后，卻能在不長的時間內有效平定漢族等各民族、各種政治勢力的反抗，建立起對全國持久而穩固的統治，許多西方學者都認為，這不僅在中國歷史上，甚至在世界歷史上，也是一個謎，是令歷史學家倍感興趣并希圖解開的一個歷史之謎。
但在中國人乃至中國的學者看來，將這一現象渲染成為“歷史之謎”，卻未免有些過甚其詞、大驚小怪。因為事實似乎很清楚，清朝能坐幾百年的天下，那是因為他們“漢化”了，“漢化”使他們繼承了漢唐宋明等中國傳統王朝的一整套統治制度，這是他們得以維護數百年統治的基礎。
其實老一輩史學家早已指出過，清朝的統治特點，是沿襲明而不同于明，正是這些不同于明之處，造成清朝統治得以成功的諸多特征，而其中最關鍵的一個，就是八旗制度。清歷朝歷代的皇帝，都一再強調“八旗為我朝根本”，極言這一制度對他們統治的重要性。
本來，任何一個政權，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根本”，都不可能長久地穩坐天下，這是一個常識。而八旗制度與清朝幾百年的統治共存亡，恰是滿洲統治者未曾被完全“漢化”的證明。可惜的是我國的清史學界迄今為止對此仍未予以充分的重視，最突出的一例，就是在國家纂修清史的這場耗資巨大工程中，竟然沒有為“八旗制度”留下一席之地，在數十個專述典章制度的“志”中，竟然不列“八旗志”。
八旗勁旅：“打江山”的根本
從努爾哈赤自立為汗、建立大金國的1616年(明萬歷四十四年)算起，到1644年入關占領北京，一共只有28年，在這樣短的時間里，這個水濱山野、主要以狩獵采集為生的女真部族，就完成了統一諸部、開國奠基、攻占遼沈、建立清朝并定都北京這一系列的功業，所用時間之短、發展速度之快，實在令人震驚。對此，深想的人其實不多，泛泛說起，便提到女真(后來的滿洲)人的驍勇善戰。殊不知驍勇善戰的北方諸民族，呼嘯馳騁于山林草原并不自滿洲人始，何以只有少數幾個，能夠登上歷史舞臺的中心，演出一場叱咤風云的、有聲有色的活劇？這除了需要一個英雄人物的出場之外，還需要的，就是組織。正如同金代女真不僅有完顏阿骨打，還有“猛安謀克”制，后起的努爾哈赤能夠克敵制勝，靠的不僅是騎射技藝，更重要的，是八旗這個后來成為清代制度的組織。
八旗之始，起于牛錄額真。牛錄是滿語(niru)，本義為“大箭”，派生義為由大箭持有者自愿結合的十人圍獵群體。明朝萬歷二十九年(辛丑年，公元1601年)前后，努爾哈赤對牛錄組織首次進行大規模改造與重建，參照女真人的猛安謀克制，將所聚之眾每三百人立一牛錄額真統管，改編后的牛錄被分別隸屬于黃、白、紅、藍四旗，以純色為辨。明萬歷四十三年(乙卯年，1615年)，努爾哈赤再次對牛錄組織進行改造，完善了牛錄—甲喇—固山的體制。并增設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旗。黃、白、藍三色旗鑲紅邊，紅旗鑲白邊，合為八旗。八旗建立自此始，亦即為滿洲八旗的源起。
八固山(八旗)是牛錄組織的擴大，也繼承了牛錄的組織特點，首先是兵民合一：“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其二是軍政一體，有事抽調，無事歸旗，“以旗統人，即以旗統兵”。作戰時絕無糧餉軍器之運轉，軍卒皆能自備而行，這是八旗勁旅行軍作戰驍勇神速的原因之一。
皇太極即位后，在八旗滿洲之外又增設八旗漢軍和八旗蒙古，從此八旗有滿洲、蒙古和漢軍之分。從此擅長突騎野戰的八旗蒙古成為滿洲人的左膀右臂，而擅長操作火炮等重兵器的漢軍八旗的加入，對于原來只輕騎兵、輕火器的滿洲人來說，亦有莫大助益。但八旗仍是八旗，權力始終集中在滿洲貝勒手中，是絕不可旁落的。
1644年入關時的八旗勁旅，在對農民軍與明朝殘存勢力的戰爭中以一當十，摧枯拉朽，那是八旗武力最精銳、最強盛的時期。
當清王朝定都北京后，面對著一個嶄新而又極其復雜、極其險峻的局面。在民族矛盾如此尖銳的情況下，他們所能依靠的，除了自己從關外帶來的八旗勁旅之外，還能有誰？由明軍的降兵降將編成的綠營，人數雖然數倍于八旗，他們又豈敢依恃？他們殫精竭慮，考慮的就是如何才能使為數如此之少的精兵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如何依靠它來維持清朝在這樣一個如此遼闊、如此復雜的國土上的統治。并因此而對八旗制度進行了重大的變革，其宗旨，當然是要加強八旗的軍事職能。
變革的第一步，是制定旗餉政策，使八旗官兵向職業軍人的方向轉變。這是入關后八旗制度最深刻的一項變革。
入關后的八旗官兵傾其全力投入戰爭，清廷雖然也沿襲入關前舊制為他們分配了“份地”，但他們卻不可能仍然沿襲入關前“兵農不分”的傳統，利用土地來進行生產。隨著八旗“份地”大量喪失與轉手，越來越多的八旗兵丁喪失了從土地獲取收入的經濟來源。為解決這一問題，使八旗兵丁得以全力以赴投入征服戰爭，清廷甫一入關，即制定旗餉政策。八旗兵丁的收入，以月餉和歲米為主，又視兵種之別而有等級之分，此外還有歲米，為每名每年24斛。這便是清代所稱“鐵桿莊稼老米樹”的由來，所謂“鐵桿莊稼”，說的就是這種收入的穩定性。清廷對八旗兵丁的一切采取“包下來”的辦法，用官費為他們建造房屋，凡遇紅白喜事均由官給賞銀，遷徙時由官給一切用度。重大變革的另一項，是建立駐防八旗制度。
清朝建都北京，本著“居重馭輕”的用兵原則，將八旗精銳半數駐于京城，是為禁旅。同時亦不忽視對廣大地方的控制，做法是在全國各大省會、水陸要沖、邊疆海防，派遣八旗長期駐守，以控扼京師以外所有最重要的軍事據點，是為駐防。這樣一支不僅常駐于邊疆，而且常駐于腹里內地的制度化的武裝力量為歷朝所未有，是滿洲統治者維護統治的主要工具。而它所監視、控制的主要對象，則是綠營。
清代綠營額兵60萬-80萬，以標、協、營、汛的組織系統分散駐扎于全國大大小小的城鎮、關隘、水陸交通要沖，形成嚴密的控制網絡，而對這支人數遠較八旗多出數倍，又是由漢人、特別是受過專門軍事訓練的明軍降兵降將組成的軍隊加以監視和控制，并對地方起著巨大威懾作用的，則是10萬八旗駐防。以10萬八旗兵控制數十萬綠營，再以人數比八旗駐防多出數倍的綠營兵控制全國百姓，恰好像是以臂使手、以手使指，作為用兵措施，十分高明。
“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
駐防八旗有兩個特點，歷來未被史家關注，卻是理解八旗制度入關后對清朝統治所起作用的最重要因素。
其一，清朝統治者雖然在實質上，對強化八旗駐防的鎮壓作用始終未曾放松，但做法上卻竭力讓八旗退居幕后。無論駐防何處，八旗官兵都集中居住，自建“滿城”或“滿營”，從不與民人混居，亦從不輕易出動，地方上若有治安問題和騷動，都由綠營出面處理，令他們充當惡人角色。但一旦出現重大事件，則可就近出兵。雍正帝形容駐防八旗在地方為“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虎視眈眈，磨刀霍霍，卻讓人不知不覺，這是滿族統治者處理政治問題和民族關系的手段日趨成熟的表現。至于如今人們多認為八旗入關后作用越來越微弱，其實正是清廷制造的假象，是他們刻意要達到的效果。
其二，駐防八旗事實上包括了兩部分，一部分為直省駐防體系，位于中原各省和長城沿線，與京旗一樣，依靠朝廷的錢糧為生，以當兵挑甲為生活的唯一來源。另一部分是東北三省和內蒙古等地區的旗丁，他們直到清朝中期，仍然保持著亦兵亦民的傳統，對旗餉的依賴遠遠少于關內旗人。而站在前臺的，卻始終是駐守于江寧、杭州、西安等繁華省會的旗兵，以為他們就是駐防八旗的全部，他們的貪戀享受、懶散無能，也就意味著八旗勁旅戰斗力的衰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清史稿》對清代兵制的變化所作的評述，見卷一百三十《兵志》：
太宗征藩部，世祖定中原，八旗兵力最強。圣祖平南服，世宗征青海，高宗定西疆，以旗兵為主，而輔之以綠營。仁宗剿教匪，宣宗御外寇，兼用防軍，而以鄉兵助之。文宗、穆宗先后平粵、捻，湘軍初起，淮軍繼之，而練勇之功始著，至是兵制蓋數變矣。……以兵興者，終以兵敗。嗚呼，豈非天哉！
如今學界的說法多來源于此并予以引伸，使之幾乎成為公論，那就是八旗兵力早在康熙朝平三藩時即已開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綠營，太平天國之后綠營又被新興起的湘軍、淮軍代替。但事實上，很多人并沒有準確理解和引述這段話，因為至少字面上看，他們忽視了《清史稿》所謂的綠營、鄉兵甚至湘軍淮軍，起到的還是“輔之”、“助之”的作用，事實上從全局來看，主力還是八旗。只不過這支作為八旗主力的勁旅，始終處于后臺的位置而已。
這里所謂的后臺，是與位于前臺的京旗以及直省駐防八旗相對而言的，指的就是駐防八旗中非常重要的東北三將軍所轄官兵，而東北，正是清朝統治者的“龍興之地”，是他們的大后方所在。東北三將軍屬下的八旗駐防和部落兵與直省的駐防八旗，是位于一個統一政權之下、存在同一軍事制度即八旗駐防制度中的一個整體的兩個方面，二者互相配合，互為補充。乾隆朝平定準噶爾部，在新疆設伊犁駐防，建立軍府制度，奠定了如今被學界高度贊揚的“大一統”的基礎，憑借的主要兵力，就是從東北調撥的索倫兵、錫伯兵，以及從宣外一帶調撥的游牧察哈爾兵。
八旗武力的衰落
八旗衰落與清朝統治的衰落同步。清朝19世紀出現統治危機，其中一個明顯表現，就是兵力的衰落，這種衰落又以八旗武力的衰退為主要標志。八旗武力衰落的原因不能僅僅以“腐敗”來一言蔽之，它背后牽涉到的問題復雜而深刻。談19世紀危機而不談軍事，談軍事而只談湘軍、淮軍卻不談作為清朝統治“根本”的八旗武力的衰微，就找不到癥結所在。
危機的根源，在于無論統治者如何粉飾，八旗制度畢竟是建立在民族統治、民族壓迫的基礎之上的。不管嘴上怎么高喊“滿漢一家”，在做法上，“首崇滿洲”才是他們的宗旨。這首先就表現在旗餉制度建立后產生的負面作用上。
入關后建立的旗餉制度，斷絕了旗人務農經商等其他謀生來源，日久遂成為一個完全信賴朝廷豢養為生的寄生階層。清中葉以后政府有限的財力又無法供養日趨繁衍的八旗人口，從而產生了清朝特有的“八旗生計”問題。它首先出現于京師，然后波及內地各省駐防，最后危及邊疆，嚴重動搖了八旗這一“根本”的根基。清廷解決這一危機的方式，是一批批地將占據食餉份額的開戶人、漢軍旗人排除出八旗，以保證滿洲旗人的生計，最突出的一項舉措，就是乾隆朝將八旗內的開戶人、另記檔案人和八旗漢軍等非滿洲成分“出旗為民”，直接導致了八旗駐防武力的衰退。成為八旗駐防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第二，乾隆朝之后清朝統治地域越來越廣，對西北的征服和建立駐防將軍，耗費大量額兵和財力。清廷因此而在直省諸處駐防大量裁減兵員，拿這些兵數與餉銀，從東北等地調遣大批少數民族部落兵。由于這些部落兵都屬半糧半餉，一名直省駐防馬甲的錢糧可以供養兩名少數民族兵丁，在當時確是成功劃算之舉，但對于直省諸處駐防兵力的損傷，到太平天國起事時便凸顯出來。
第三，出于一系列民族歧視政策以及自康熙以來就認為綠營不足恃的思想，清廷對于綠營這支軍事力量始終缺乏充分的信任。自雍正朝開始，清廷即將八旗駐防中的大量漢軍出旗，挑補當地綠營額缺;乾嘉以后綠營兵缺更逐步向八旗開放。八旗官兵擠占綠營兵缺，是八旗將自身危機轉嫁到綠營身上的反映，結果一是導致兩支經制兵的離心離德，一是八旗中被裁汰的兵丁攙入綠營，導致綠營風氣的進一步敗壞，最終使綠營兵力更加衰微、不堪使用。
從上述三點分析可知，直省八旗駐防是清朝八旗兵力中最薄弱的一個環節，卻又在太平天國事件中首當其沖，損失極為慘重。杭州、江寧和河北滄州等處駐防均遭覆滅，其他諸處也因損失兵力過半而大大削弱。清朝武功，也正是由直省八旗最先被打開的一個缺口，盡管因北部邊疆的部落兵的入關挽救于一時，但當清廷不得不將大量財力物力投入江南等地與太平天國等勢力對抗的時候，對于西北邊疆的無暇它顧，也最終導致無可挽救的敗局。所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八旗軍事力量受到的致命打擊，正是19世紀中國出現統治危機的直接反映。而八旗制度的解體之日，也是清朝的滅亡之時，二者如影隨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