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晉商四海稱雄 所到之處修建多座會館

舊時有一句話：“凡商貿繁華處必有晉商，有晉商居處，必有會館。”明清時期，晉商四海稱雄，富甲一方，其足跡遍布大江南北。晉商所到之處，修建了一處處會館，輝煌之時，晉商曾建立了覆蓋全國的約400處山西會館，其中有三處就在天津。“稱津地為幽燕沙漠之區，僻處荒涼，人煙絕少。自國朝定鼎以來，海宇永定升平，居民漸臻繁茂，而遠方來貿易者，云集其間，至今稱極盛焉。”從初建山西會館的碑記上可以看出，當時貿易繁榮的天津，吸引著來自各地的商賈。

山西商人是一支在天津近代城市經濟發展中有著重大影響的力量，因他們勢力很大，山西會館也是當時天津眾多會館中規模最大、服務功能最全的。雄踞中國商界幾百年的山西商幫，對于舊時天津的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無論是山西會館還是山西商人，都在天津的城市記憶中，留下了很多故事。

山西會館在天津有三處之多，先是山西煙業商人在天津河東雜糧店街建立了第一處以山西煙商為主的會館，而后山西十三幫商人建起第二處山西會館，另有學者表示，在楊柳青鎮，山西商人還建了第三處山西會館

張燾在《津門雜記》中說：“山西會館有二。在河東雜糧店街者，為西客煙行聚議之所。一在鍋店街，凡山西鹽當雜貨等商，館內各有公所，棟宇巍煥，局面堂皇。內賜關圣帝君，無僧道住持，該館存項甚巨，皆本省人捐納。”天津社科院專家胡光明對此解釋說：“實際的情況是山西煙業商人馮承凝、賈漢英等發起，于乾隆廿六年，在天津河東雜糧店街建立了第一處以山西煙商為主的會館。此后，以山西十三幫商人為代表，最晚于嘉慶十二年，在估衣街中間建立了保存至今的天津第二處山西會館。”

兩處山西會館由兩類山西商人所建。清代，在天津經營煙草的商人以山西人為主。隨著煙草的深入傳播，吸煙的人不斷增加，近代天津名人戴愚庵在《沽水舊聞》中云：“庚子先，天津吸紙煙者，稀于威鳳祥麟，而抽旱煙者，則觸目皆是。”隨著吸煙者的增多，天津煙草業逐漸形成，為了保護大家的利益，實現公平競爭，山西煙草商人成立了山西會館和天津煙業同業公會。

至于創建第二處山西會館的十三幫商人，則是鹽、布、鐵、銅、錫、茶、皮貨、顏料、煙、帳、當、銀號、雜貨等各業的在津經營者。鹽業是天津的主要經濟資源，山西商人以經營鹽業為主，鹽商居山西商人十三幫之首。天津博物館的近代史研究學者劉莉萍稱：“由于商業的發展，山西商人創建了專營匯兌業務的錢莊，解決了貨款長途運送的不安全和運送費用等問題，從而方便了客商的貿易活動，錢莊也因此獲利眾多。其后山西商人競相效仿，匯兌業在天津發展起來。天津首先出現的專營匯兌業務的錢莊，可以說是現在金融業的雛形，從而反映出它在天津近代城市形成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從兩處山西會館的創辦可以看出，山西商人在天津的經營，對早期天津的煙草、錢莊等行業的發展有著關鍵的作用。

事實上，除了這兩處山西會館外，天津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宋美云和劉莉萍等學者都表示，在楊柳青鎮，山西商人還建了第三處山西會館。

山西商人吃苦耐勞、重諾守信、精打細算，長年奔波于外而忠于職守，因此以忠義傳為世間楷模的關羽，成為山西商人的保護神，據曾在鍋店街山西會館生活了18年的趙友人回憶，山西會館位于天津市原鍋店街的西頭，連接估衣街，呈長方形

據山西省的歷史研究者講述，所有山西會館的共同特征有二：一是都拜關公，有關帝廟或關公殿;二是都有戲樓。山西會館是明清商人會館的典型代表，其內在的商業議會、資本運作體制等對今天的商會等的運作具有相當的借鑒意義。宋美云記述：天津山西會館的建立和發展，主要表現在嚴格的管理制度上。會館最初實行的是值年制，以資本雄厚的商人為總值年。值年首人秉公辦事，他們輪流換班，均須協力舉善，勿得徇情，又設有司事、館役等管理會館事務。會館的管理與運行機制一般都可從不斷完善的會館規約中反映出來，規范個體行為、進行內部整合是會館的主要功能。

山西商人吃苦耐勞、重諾守信、精打細算，長年奔波于外而忠于職守，因此以忠義傳為世間楷模的關羽，成為山西商人的保護神。每逢農歷九月十七，各幫齊集，按會館的碑記所載：“公至會館內，恭慶關圣帝君金龍四大王神前，呈供獻戲一天，以求神靈默佑，永保平安。是日之期，務望善臺駕臨早至拈香，準定上午六點鐘到館，每號一位，各帶香資大洋貳元，至期祈勿推誤。”

對于天津的山西會館，曾在鍋店街山西會館生活了18年的趙友人有很多回憶。1941年他在鍋店街山西會館內的“恒昌號德記綢緞莊”學做買賣，一直到1948年才離開。到了1989年，他又回到在山西會館臨街大門改造的門面開設的“華鑫祥紡織品公司”任職，直到2000年年初才離開。一座會館半個多世紀所經歷的風云，都在趙友人的見證之下。

據趙友人回憶，山西會館位于天津市原鍋店街的西頭，連接估衣街，大門坐北朝南，西至范店胡同，東至近仁里，北至侯家后，是南北長、東西短的長方形。會館的正門是上半圓下方的門，門上有寫著山西會館四個大字的匾，再上邊是門樓的八角窗戶。會館正門兩邊建有兩層樓的門面十大間，靠東邊有通往會館內的便門。由正門向里走，經過道進入二門，由戲樓下直通戲樓大院，戲樓左右建有鐘鼓樓。往前走是關圣大殿院的門，兩邊有兩個大石獅，再往上是漢白玉臺階，通過木柵欄門經過牌坊，就到了左右有東西配殿的關圣大殿院。牌坊兩邊各有碑亭一座，再往前走經東西配殿前繞過院中間的花壇，再上漢白玉臺階就到了關圣大殿前有漢白玉欄桿的殿前平臺上。

會館正門經常關閉，日常走東便門，由便門進去有一段過道，對面是磨磚雕花砌成的影壁，影壁上掛著山西旅津同鄉會和山西旅津小學校的牌子。當時在天津鍋店街開設“永信蔚油漆顏料莊”的汾陽人蔚官年擔任山西旅津同鄉會的會長，他委托其他人負責日常工作，如向各家商鋪、住戶收房屋租金，對會館建筑的維修管理，每月的初一、十五給關圣帝上供品、燒香等工作。

山西商人在天津的傳奇，除山西會館之外，在小洋樓也留下了諸多痕跡。位于赤峰道70號的喬映霞舊居，其昔日的主人喬映霞是清代著名的商業金融資本家喬致庸的長孫，民國初年執掌大德通票號，1917年遷居天津

喬映霞的經歷，也讓以他祖父喬致庸為主角的《喬家大院》的故事有了續集。喬映霞的性格與祖父頗有幾分相似，他頭腦靈活、處事老練，喬致庸對他寄予厚望，傾力栽培。喬致庸去世后，喬映霞作為祖父特別培養的“接班人”，順理成章成為喬氏家族的當家人。

作為當家人，喬映霞繼承了祖父的家規，對家人同樣要求嚴格，愛護有加。他對教育很重視，希望喬家后代都能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于是他在祁縣喬家堡創辦私塾、小學堂，還聘請了著名教師、學者、拳師等，教授鄉里子弟念國學、學新學、練武術，后來還讓喬氏子弟中的優秀者，到天津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學習，畢業后又供他們留學深造，因此喬家很多子弟都受過新式教育。

1917年，喬映霞帶著家人正式移居天津。因為當家人來天津，所以那以后喬家不少子弟來天津求學，漸漸的，天津的喬氏后人多了起來。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為躲避戰亂，喬家絕大部分人在1939年前后從祁縣遷居平津。喬家大院的故事，從此從山西的大宅院轉到了天津的小洋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