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紹的失敗原因 其屬下官員就不能比領導高明

袁紹的失敗原因是什么？要成就一番事業，必須一個集團的人共同努力，尤其是在這個集團的領導決策層當中處于核心地位的領袖人物，不必每一項的才能都比其他人強，而只在于他能夠知人善任即可。這就是漢初劉邦用三杰奪取天下的道理。但是，封建社會是家天下私有制，等級森嚴，能像劉邦這樣放手任用人才的畢竟是少數，更多的人表現為，我的官比你大，我的能力就比你強，智慧就比你高。因此，你就不應該超過我，假如你看問題比我準，對事物的判斷比我準確，那就是你的罪過。三國時期的袁紹就演繹了這樣的邏輯。他把這種領導就比部下高明的邏輯演繹到了極致，假如部下比他還高明，輕一點的懷疑你有異心，重一點的就得去死。

官渡之戰前，袁紹已經擁有冀州等北方四州，地域廣大，人口眾多，軍隊有十萬之眾，文臣武將更是人才濟濟。比如說那個武將張郃，以后成為抵御蜀漢軍隊的主力戰將，赫赫有名，但在袁紹手下根本就不算回事兒。還有這謀臣，屬于當時杰出人才范圍的響當當的人物就有好幾個，而這些人不管誰的一條建議如果被采納，袁紹都可能處于有利地位，至少不可能那樣快就失敗。但這個人叫袁紹，他的邏輯是，只有他才是最高明的，部下不應該也不允許比領導高明。

官渡之戰前，袁紹在各方面都對曹操占有絕對的優勢。曹操手里除了有一個漢獻帝，其他方面都沒法和袁紹比。但是，曹操有了這個漢獻帝，他就可以天子的名義發號施令。本來，袁紹是可以先于曹操迎取天子的，因為在開始討伐董卓的關東聯軍中，袁紹的勢力最大，威望也最高，可是，袁紹卻看不到漢家天子所具有的政治優勢，拱手將這個大便宜讓給了曹操。

《三國志》的記載是，漢獻帝到了黃河以東，袁紹派郭圖到天子那里出使，郭圖回來后勸說袁紹，迎接皇帝在鄴城建立都城，袁紹不同意。還有另外一種說法。謀士沮授對袁紹說：現在我們的地域大致已經確定了，現在應該迎取天子，在鄴城建立都城，這樣您就可以“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又有誰可以抵御！袁紹很高興，準備聽從沮授。可是，另一個謀士郭圖卻說，漢室已經衰落時間很久很久了，現在想讓它興旺起來，不是一件很難做到的事情嗎？現在的英雄豪杰擁有州郡，一有行動就是上萬的軍隊，正所謂是“秦失其鹿，先得到者就可以為王”。如果現在把天子迎接到自己身邊，凡事都要上奏請示，如果依從，那么權力就會被削弱，不依從，就是不遵守皇命，這不是一個好主意。沮授說，目前迎接天子，是一個大義大智慧的事情，如果我們不早一點動手，必然會有人趕在前面。可以說是機會不能失去，只有快速行動才能成功，愿將軍您早一點行動。可是袁紹不能用。

不管哪一個說法準確，有一點是共同的，都是部下勸袁紹迎接天子，建都鄴城，袁紹沒有采納。對于后一種情況，雙方各說各的，看似都有道理，關鍵看你這個“主公”是如何認定的，而袁紹恰恰認定為不能接納這個皇帝。而曹操和部下討論迎接天子一事，同樣也是意見不統一，但荀彧、程昱勸說曹操應該迎接天子，曹操馬上行動，等到曹操把漢獻帝接到自己手中，袁紹馬上就后悔了。

如此看來，勸袁紹迎取天子的人是非常有眼光的。

建安四年（公元199），袁紹打敗了公孫瓚，擁有了北方四個州，準備向南進攻許縣。沮授諫阻說：我軍連年征戰，百姓已經很窮苦了，倉庫里沒有積蓄，人民的負擔重，這是我們很大的憂患。我們應當派遣使節去向天子報捷，發展農業，讓老百姓休養。如果曹操阻攔，我們就說他阻隔王路。有了這個理由，我們就進軍黎陽，逐步經營黃河以南地區。我們在這兒做著戰爭的準備，派出少量的精兵騷擾曹操的邊境地區，使他不得安寧，這樣用不了三年，我們就可以取得成功。袁紹另外的謀士郭圖等人表示反對，說袁紹打敗曹操，就像是翻個手一樣容易，現在不去奪取許縣，以后就更不容易了。沮授說：現在曹操已經擁立了天子在許縣，現在去攻打，正義不在我們一邊。況且曹操善于用兵，不是像公孫瓚一樣等著你去攻打。現在我們不用最穩妥的方法，而去興不義之兵，我內心里為您感到害怕。郭圖又舉出武王伐紂的例子，說征伐曹操就是興義兵，袁紹就舍棄了沮授的計劃，聽從了郭圖等人的意見攻打許縣。

其實，這兩人的說法并不難分辨優劣，郭圖等人的話只不過是幾句口號，空洞無物，憑這樣的計謀怎么能夠打仗？誰家打仗能夠像翻個手一樣就能取勝？但是，郭圖等人又進讒言說，沮授的權力太大了，如果讓他這樣繼續下去，恐怕就沒有辦法控制他了。這話袁紹聽進去了，馬上把監軍一職廢除，設立為三都督，使沮授、郭圖、淳于瓊各掌管一軍。實際上，軍隊權力的高度集中便于軍令的統一，指揮的高效，都是戰斗力的體現，而袁紹卻自己分權，降低效率，實在是做了一件蠢事。要說他做這件蠢事的目的，可能是要他們相互制約，他便于居中控制吧？可這種自以為是的高明削弱的是自己的力量。

襲擾敵人，讓曹操東西不能相顧，使他疲勞困頓，差不多和沮授一樣的話田豐也說過。本來，田豐是袁紹厚禮聘出來做官的，正是用了這個人的計策，袁紹打敗了公孫瓚。袁紹要攻打許都，田豐再次勸他：“現如今放棄在廟堂之上就能取勝的計策不用，非要把勝負押在一次戰役上，如果不能如愿取勝，恐怕后悔就來不及了。”袁紹沒有聽從，田豐就誠懇地再次建議，袁紹更加生氣，認為他破壞了軍隊士氣，就把田豐關押了起來。其結局果然是被田豐言中，袁紹官渡失敗。敗逃回去的軍將都認為，如果聽從田豐的話，恐怕不會有如此之敗。

田豐的話應驗了，證明以前他的主張是正確的，袁紹應該對田豐這個人重視才對。尤其是，袁紹的第一謀士沮授被曹操俘虜，不投降被殺，田豐應該受重用了吧？可事情的結果恰恰相反，田豐被殺！而被殺的原因竟然是袁紹覺得沒有臉見田豐，因為以前田豐說的話是正確的，害怕田豐恥笑他！

這就是袁紹的邏輯：下屬就不能比領導高明。假如你比領導高明，輕則分你的權降你的職，重則殺你的頭。難怪具有絕對優勢的袁紹會敗給曹操。

郭圖在背后詆毀沮授時說：“臣與主不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大概這句話袁紹聽進去了。只不過，恐怕他的理解是，這個“不同”是不能比肩，就是臣子不能超過主公，超過了這個國家就要滅亡。實際上，這個“不同”指的是不應該是一種類型。比如說漢初三杰，劉邦自己就說過：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我不如張良；鎮守國家、安撫百姓、保證糧食供應，我不如蕭何；統帥百萬大軍，戰必勝，攻必取，我比不上韓信。但是，這三個人不是一個類型的人才，他們和劉邦也不是一個類型的人，這就是不同。再比如說曹操，文武全才，但若論搏殺能力肯定趕不上許諸，謀劃能力也不一定能趕上荀彧、郭嘉，但曹操不需要和這些人比武比智，只要用他們的所長就行。可惜袁紹不懂得這個道理。

有一個水桶理論，說水桶能盛多少水，不是取決于最長的那塊板，而是取決于最短的那塊板。很不幸，作為集團的最高統帥，袁紹自以為高明，卻成了最短的那塊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