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軍打日本為何要隱形？為何以第十九軍名義

“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中央軍兩個德械師，曾與十九路軍并肩作戰(zhàn)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粵系將領蔡廷鍇、蔣光鼐率“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垂名宇內(nèi);國民政府之“中央軍”則飽受“不抵抗”的責難。蔡、蔣二位將軍，亦在晚年回憶文章中，抨擊當局“阻撓十九路軍抗戰(zhàn)”、“按兵不動，坐視不援”、“克扣軍餉與截留捐款”……①

曾親率中央軍第八十八師，參加“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的俞濟時將軍，其晚年回憶錄，對世人談論此役，只知“第十九路軍”，不知中央軍，仍耿耿于懷。在回憶錄中，俞將軍說道：

“‘一二八’淞滬戰(zhàn)役，固由第十九路軍……首先迎敵，但第五軍所屬之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亦于戰(zhàn)火爆發(fā)數(shù)日內(nèi)，由杭州、南京，星夜趕赴戰(zhàn)場加入戰(zhàn)斗，且亙淞滬戰(zhàn)役，第五軍均擔任重點方面之左翼軍任務，惟當時報紙及輿論只報道第十九路軍第十九軍之英勇事跡，各方慰勞亦偏向第十九軍，此蓋與第十九路軍刻意宣傳有關。”②

俞將軍的回憶，與第五軍軍長張治中的說法，高度吻合。據(jù)張晚年回憶：“蔣(介石)是二月初由洛陽到浦口，我去迎接他，就表示我的意見：‘我們中央的部隊必須參加淞滬戰(zhàn)斗才好，如果現(xiàn)在沒有別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蔣說：‘很好。’馬上關照軍政部長何應欽，即調(diào)動散駐京滬、京杭兩線上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兩師合成為第五軍，命我率領參戰(zhàn)。”③這兩個師，其前身系國民政府警衛(wèi)第一、第二師，以近衛(wèi)精銳，調(diào)入淞滬戰(zhàn)場，當然不能說是“按兵不動，坐視不援”。

“一二八”事變，中國軍人在上海火車北站附近與日軍激戰(zhàn)

張治中還提到，作為第五軍軍長，2月25日，他接到了軍政部的命令，“第五軍著歸蔣總指揮光鼐指揮”。俞濟時也提到，作為第八十八師師長，2月13日，他也接到了蔣介石的電報，命他“對蔣總指揮(光鼐)命令絕對服從。”④如此部署戰(zhàn)場指揮系統(tǒng)，所謂“阻撓十九路軍抗戰(zhàn)”，自然也無從談起。

張治中

至于“克扣軍餉與截留捐款”，則有兩重關鍵背景，被刻意略過不提。其一，第十九路軍在淵源上與粵系政客陳銘樞關系最近，1931年寧粵沖突，蔣介石下野，陳銘樞進退失據(jù)，此乃該軍客居外省、斷絕軍餉數(shù)月之久的真實原因，與抗戰(zhàn)并無絲毫關系。其二，“九一八”事變后，南京政府之財政，實已瀕臨破產(chǎn)邊緣。除日軍掠奪外，最重要的原因，即各省軍閥截留稅收。如此危局下，各界致第十九路軍捐款，除補足該軍欠餉外，余款納入國庫，乃情理中事。另據(jù)蔣光鼐自述，第十九路軍稍后主政福建，亦續(xù)操截留稅收之故伎，使中央極為頭疼。

南京國民政府刻意讓這支中央軍“隱形”，只宣傳第十九路軍

不過，俞濟時將軍所謂“當時報紙及輿論只報道第十九路軍第十九軍之英勇事跡，各方慰勞亦偏向第十九軍”，其原因乃是“第十九路軍刻意宣傳”，并不準確。實際上，刻意讓輿論報道突出第十九路軍者，乃是蔣介石本人。2月13日，蔣曾有一道意味深長的電報，發(fā)給第五軍軍長及兩師長：

“抗日為民族存亡之所關，絕非個人或某一部隊之榮辱問題。我前方將士，應徹底明了此義，故第十九路軍之榮譽，即為我國民革命軍全體之榮譽，絕無彼此榮辱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zhàn)線，為敵人之所畏忌，且必為反動派之所誣蔑，茍能始終以第十九軍名義抗戰(zhàn)，更足以表現(xiàn)我國民革命軍戰(zhàn)斗力之強大。生死且與共之，況于榮辱乎？望以此義，切實曉諭第五軍各將士，務與我第十九路軍團結奮斗，任何犧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軍之使命為要。”⑥

當時，各方反蔣輿論，正一致指責剛結束下野回歸中央的蔣介石，說他“看著第十九路軍打光，按兵不救”。蔣把手中的近衛(wèi)精銳，投入了淞滬戰(zhàn)場，卻低調(diào)不做宣傳，反要求他們“始終以第十九軍名義抗戰(zhàn)”——事實上，日軍直到第五軍參戰(zhàn)整整一周之后，才從俘虜口中得知，自己正在與中央軍的精銳部隊血戰(zhàn)，輿論也才漸有關于第五軍之報道，可見當日保密工作之嚴——蔣這樣做，究竟是為什么呢？

“一二八”事變中，參與侵華的日本海軍陸戰(zhàn)隊

對此，近代史學者黃自進教授，有極精確的論述如下：

“蔣介石之不愿大張旗鼓地宣傳抗日，無疑的反映出他不愿將事件擴大的基本態(tài)度。他派直系部隊參戰(zhàn)，是為了不要讓日本的侵略得逞;但無意宣揚，無非是希望將雙方的沖突地方化。他之所以不愿用中央軍的番號，彰顯出他不愿提升沖突層次的苦心。這種小心翼翼面面俱到的做法，在在反映出國民政府處境之難為。”⑦

可以想見，一個中央財政正面臨破產(chǎn)困境的國家，自不愿、亦不能與日本全面開戰(zhàn)，故控制沖突使之“地方化”，以換取備戰(zhàn)的喘息之機，就成了當局唯一的選擇。讓中央軍在戰(zhàn)場上“隱形”，開動宣傳機器，全力宣傳十九路軍，無疑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

1932年3月24日，日軍參謀本部借《支那時局報》，公布了此役雙方的傷亡。中方死傷約9000余人，日方死傷2363人。其中，以中央軍第八十八師傷亡最為慘烈，估計死傷3300余人，全師存活者為350人。⑧日方該數(shù)據(jù)當有水分，按八十八師師長俞濟時的說法，該師受傷軍官146名，陣亡軍官66名，傷亡士兵則占到了全師總人數(shù)的四分之一以上。

注釋：

①蔣光鼐、蔡廷鍇、戴戟，《十九路軍淞滬抗戰(zhàn)回憶》，收錄于《文史資料選輯》第13卷。②俞濟時：《八十虛度追憶》，(臺)“國防部”史政編譯局，p19。③張治中，《第五軍淞滬抗日經(jīng)過》，收錄于《20世紀上海文史資料文庫》第1輯。④俞濟時，《八十虛度追憶》，p20。⑤參見：陳銘樞，《“寧粵合作”親歷記》;蔣光鼐，《對十九路軍與“福建事變”的補充》。⑥俞濟時：《八十虛度追憶》，p22。⑦⑧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系史的縮影》，p192。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八師兵力，遠不止四千之數(shù)，日軍戰(zhàn)報中“死傷3300余人”、“全師存活者為350人”這兩個數(shù)據(jù)，或有漏字。⑨參見：俞濟時，《八十虛度追憶》;《“一·二八”淞滬抗日戰(zhàn)役經(jīng)緯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