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上的辛亥革命的一半功勞應屬于立憲派

共和極有可能成為專制的溫床(此即梁啟超憂心革命之后的“共和的專制”)。放眼亞、非、中南美，幾乎清一色的共和制；但，此起彼伏，不知造就多少袁世凱這樣的大獨裁者。相反，這種情況在歐洲君主立憲的國家，差不多沒有。這也正是當年立憲派所以選擇虛君道路的緣由。主流史學認為辛亥革命作為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是一次不徹底的革命，最嚴重的惡果就是革命領導權為袁世凱篡奪。但，那不僅因為革命力量本身不夠，更因為它的對頭立憲派在這場革命中發揮了政治上的主導作用。

立憲派是革命推手

革命黨與立憲派在面對清廷的問題上積怨已久，互為仇讎。一個主張以革命推翻滿清，以建共和；一個反對革命，主張在君主的框架下推進立憲。清政府和革命黨是死對頭，但和立憲派在體制內還存在著一定的互動。因此，清末這三支政治力量彼此角逐，在革命黨和清政府的你死我活爭斗之外，立憲派作為第三方就變得舉足輕重。特別是在時局驟變的緊要關頭，它選擇誰，誰就更容易獲勝。這里不假設當時立憲派如果選擇清政府，革命是否還能撐得下去。從史實上看，同樣發生在1911年的廣州黃花崗起義，已經慘敗在先，1913年的“二次革命”，亦潰不成軍于后。這三次由革命黨經營的武裝暴動，恰數武昌這一次最意外、規模最小、準備最不充分，何以它一聲槍響，四個月后清政府便渙然解體？這里，關鍵就在于立憲派選擇了革命黨，從軍事迅速擴展到政治，從而最終形成倒清之勢。

武昌首義，群龍無首，而且各地也沒有彼此策動，革命不可能在兩三省孤立獲得勝利。這時革命黨不得已推出了新軍旅長黎元洪，黎氏實在不看好這場暴動，因為在軍事上它沒有勝算的可能。然而，屬于立憲派的湖北省咨議局議長湯化龍因時而動，他出面邀請黎和革命軍代表到咨議局商議湖北獨立并組織政府事。結果黎由咨議局推選為都督，湖北正式從清廷中獨立出來。獨立后的湯化龍一不做二不休，又以湖北咨議局的名義通電各省咨議局，呼吁各地響應獨立。這一極具開拓性的舉措，不是軍事的，而是政治的，但足以要清廷的命。

最先響應湖北的是湖南，湖南獨立后的首任都督是屬于革命黨的焦達峰，但他左右不了湖南局面，只不過十來天就被手下的軍人槍殺。再次被推選出來的都督是名孚眾望的譚延闿，譚是湖南省咨議局議長，也是立憲派領袖之一。他不但能穩得住湖南的秩序，而且也積極視線向外，推動他省獨立。這是他手下議員給他的建議：“同盟會勢力雖大，然不能使各省同時并舉。公既出，事無中止，當飛書知舊，乘時響應。”譚深以為然，既馳電又派人，到各地運作。結果，兩湖領先，各地立憲派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清政府二十二行省，不到一個半月，有十四省先后獨立。這不啻是一幅多米諾骨牌的連鎖效應，立憲派不但是其推手，而且主持各地獨立的基本就是咨議局。清政府可以不在乎一省暴動，它有北洋；但北洋也無法面對一省又一省的獨立。因此是政治而非軍事最終拖垮了清政府，辛亥的功勞簿上，至少有一半應該屬于立憲派。這庶幾是一樁長期被遮蔽了的史實。

袁世凱斜刺里叛出

如果說立憲派在當時起到了政治中軸的作用，加上素往立憲派和革命黨的政治理念不同，辛亥革命的不徹底就在所難免了。革命就是砍人頭，這里的不徹底，正如魯迅后來總結辛亥經驗一樣：“民元革命時，對于任何人都寬容(那時稱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敗，許多舊黨對于革命黨卻不‘文明’了：殺。”于是，魯迅慨嘆革命黨沒有殺盡敵人在前，以致后來反受其累。確實，當時革命都督焦達峰就主張在湖南動殺，是譚延闿制止了他：“吾輩但取政權，不殺官吏。”前此，立憲派就是為了避免革命引發內戰從而導致雙方大開殺戒，才反對以暴力求共和，并寧可走虛君緩進的道路。這條路如果辛亥槍聲不響，必然走得下去。但，槍響不響不以立憲派的意志為轉移；好在事變發生，立憲派能有效地契入時機，后發制人，順別人的水推自己的舟，以最小的軍事代價完成各地政權的轉移。可以看到，20世紀三大革命，以辛亥為首，它固然開世紀革命之慣例，但和后來的國民革命、土地革命比，畢竟沒有導致內戰發生，沒有造成整個社會的血流漂杵(除寧漢兩地外)。以暴力革命始顏色革命終，在立憲派的作用下，以顏色革命收尾的辛亥也就成了一次革命不徹底的革命。

不幸在于，立憲派和革命黨聯袂對付清廷；但，鷸蚌相爭，漁人得利，從清廷那里斜刺叛出一個袁世凱，最后權力統統歸袁。從革命黨來講，所謂不徹底，莫過于是。但它又沒有不交出政權的本錢，“非袁不可”，這話本身就出自革命黨之口，而且也是各派共識。對于立憲派，固然袁等于是他們推出來的，這也可見立憲派左右政局的能力。但遺憾在于，袁世凱不是在虛君的框架下而是在共和的框架下推出，這就為他以后的獨裁埋下了伏筆。殊不知，辛亥一年，革命不徹底，立憲也半吊。虛君的框架下，袁世凱可能覬覦總統乃至皇帝嗎，那是僭越，他不敢。共和框架下，袁沒有了君臣名分的拘束，可以放膽問鼎。因此，從體制選擇的角度看，真正幫袁大忙的，不是別的，正是革命黨孜孜以求的“共和”。

這不是孤例，共和極有可能成為專制的溫床(此即梁啟超憂心革命之后的“共和的專制”)。放眼亞、非、中南美，幾乎清一色的共和制；但，此起彼伏，不知造就多少袁世凱這樣的大獨裁者。相反，這種情況在歐洲君主立憲的國家，差不多沒有。這也正是當年立憲派所以選擇虛君道路的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