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界為何更偏愛清朝皇帝？清朝明君比明朝多嗎

再有就是閉關鎖國。也是明清并提。暗示滿清閉關鎖國是明代政策的延續，特別是還把閉關鎖國和海禁混為一談，這里有幾點值得細究。明代海禁什么時候開始什么時候結束？海禁算不算閉關鎖國？海禁的目的何在？屬于常態還是特殊時期。禁止商業往來和禁止文化交流能否相提并論。明代是不是和清代一樣禁止文化交流了？

事實證明閉關鎖國明清不能并提。明代僅僅是海禁，不是閉關鎖國。海禁的目的是防備倭寇。一旦威脅解除就不再海禁。而滿清海禁的目的是防備漢人和海外私通。明代海禁僅僅是限制對日貿易，對西洋貿易不限制。在文化交流和傳播上明代并沒有嚴厲限制。利瑪竇神父初期的遭遇是由于當時西方殖民者對中國實行武力入侵后中國政府本能反映，而當他被人們認為是和平的使者時，行動和傳教獲得極大的自由。而滿清則正好相反，滿清是害怕西方文明的傳入威脅了它的統治，所以才禁教的。

再有一提“東西方文明的交流”，文史界通稱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這種提法似乎在暗示我們西學終止衰落是個自然發生的過程，是由于傳統儒學的阻礙必然結果。實際這個問題澄清請參見“滿清統治者的防漢，制漢心理是資本主義不能發展的主要原因”。和“偉大的明末東西方文化交流”。

就明末清初的東西化文明交流而言，實際上“西學東漸”興起于明，衰亡于清。明代的西方文明主要在士人、知識分子中傳播，而滿清入關后就僅僅局限于宮中，到乾隆時期，西洋的科技藝術統統變成了乾隆的玩具。性質完全兩樣，就如此評論，豈不是很怪？

再有西學東漸的一大成果是崇禎皇帝下令搞的“崇禎歷書”的成功。這點文史學家卻很少提，而是喋喋不休的表彰康熙用新歷法（崇禎歷書）取代了舊歷法。似乎康熙才是吸收西方文明的大英雄。歷史學家還忘記提到的一點是從此“崇禎歷書”被鎖進深宮，英國使節斯當東說：“據說中國有幾位君主從外國傳教士方面學習外國豐富的數學知識。但中國政府的政策不使這門學問普及到群眾中去。他們怕算學知識普及后，本國人能算出日蝕、月蝕，能制出歷本來，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這兩個王朝一個封閉一個開放不是通過這件事很能表現嗎？為什么我們的文史界就不提呢？

一直以來文史界對于萬歷皇帝評價極差，批評萬歷的理由主要是萬歷二十年不上朝，以及縱容太監充當礦監斂財等等。就這兩個問題，我們應該具體分析，萬歷不上朝主要原因是皇權與文官制度發生了劇烈沖突，皇權受到壓抑，萬歷用消極方式對抗。但是有兩點萬歷仍然值得肯定，其一萬歷皇帝并沒有因大臣與之作對甚至漫罵皇帝貴妃而殺掉一人，是相當寬仁的。其二不上朝并不是不辦公，萬歷年間的國家大事小情都是萬歷處理的，大的比如萬歷三大征，特別是明、日的壬辰戰爭一直在萬歷指導下進行。小的比如利瑪竇進京傳教，建立教堂，月供乃至墓地都是在萬歷過問下得以順利進行的。西方傳教士對萬歷充滿敬意好感，東西方文明得以交流，萬歷是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的。其二，派太監設立礦監、稅監斂財肯定是不好的，但是我們應該具體分析，礦監的出現是萬歷下旨從此天下可以開礦了，初衷并非與民爭利，由此礦監才派出。太監把經念歪了，鬧得烏煙瘴氣。這段弊政大概有十年。十年后萬歷終止太監出宮斂財，但是礦禁卻取消了。無疑從此促進資本主義經濟萌芽的發展。各國歷史上封建國家都對工商業攫取過多的利潤加以剝奪。明王朝所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稅比率。沒有出現漢武帝時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產以佐官府導致“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業者已經成為相當強大的社會力量，對于這種加稅也不能忍受。出現大規模的反對礦監，稅使的民變不斷發生。（參見《儒家文明》）從新事物的成長角度來看，有適當的沖突和矛盾是有利于其成長壯大的。

如果能把萬歷王朝搬上屏幕，我們就會對這個朝代有全新的認識，這是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其歷史意義和價值遠比“康乾盛世”偉大。為什么不敢平反萬歷，我個人認為萬歷年間君臣抗禮，濫罵皇帝的風氣，就當代人也接受不了，明末時期的“民本主義”尤其是和“走進新時代”的“精英主義”正是逆向而行。

過度夸大明代宦官專權以及特務組織的危害作用也是史學界有意加給大眾的錯誤觀念，其一，太監專權是一種非正常情況，不是國法賦予的特權，是由于皇帝個人原因造成的偏頗，這是明代政治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其二太監專權在明代雖然危害很大，但是時間很短，比較有名的太監有王振、劉瑾，危害最大的是大太監魏忠賢。以魏為例，實際上魏忠賢能執政全賴天啟皇帝，天啟執政七年不到。魏成勢從天啟四年到天啟七年敗亡，也不過短短三年時間。加上其他太監執政的黑暗，有統計認為全加起來不過十二年。應該算做非常時期。就好比文革十年危害國家很大，但是我們能把文革當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本質特點嗎？

所謂錦衣衛、東西廠等特務組織，其作用危害更不值得過分夸大，這種危害并不是因為其特務組織的存在而是看掌握在誰手里。就世界各國而言，哪個國家沒有內衛部門，國家安全部門？明代錦衣衛、東西廠雖然和弊政相伴在通常情況下并沒有造成多少恐怖氣氛。其危害最烈的時期恰恰是魏忠賢時期。魏用于迫害文臣，但是要說用錦衣衛、東西廠去監控天下儒生到是笑話了。錦衣衛、東西廠主要集中在京城，在各地并沒有情報組織網。最多是奉命派遣。針對的都是重臣和政敵。而不是用于搞意識形態專制，抓思想犯了，針對和迫害儒生屬于無稽之談。

對明清皇帝的比較也是文史界常用的障眼法，評價歷史人物的作用首先應該看其人在歷史上起到什么樣的作用，而現在的皇帝比較，深受“精英主義”影響，愛比較皇帝的個人素質，個人品德和能力。一條船航向錯了，技術越高明、越勤奮的船長帶領全船離目的地越遠。康、雍、乾三代的勤政只能使“文字獄”、“愚民政策”等等惡政執行得更徹底。

即便是個人素質比較，同樣也要注意兩代不同的歷史條件。比如明朝采用的是不完備的文官制度，是民本主義占主流意識形態。而滿清是部族統治，絕對的君主獨裁。皇帝權利大不一樣，不在同一起跑線上。清代不可能出現大臣們因諫阻皇帝出巡而被仗斃的慘劇。萬歷貪財是因為他這個皇帝管不了國家財政，當初派出太監當礦監也是由于要修復被火焚毀的大殿，戶部卻不批款，才不得已派出太監的，這在“朕即國家”的滿清皇帝根本不是問題，拿這個當皇帝品德對比，豈不是不公平了。所以說明君和昏君問題也是文史界故意搞的褒清貶明的一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