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霸東海南海的明朝海盜 海外殖民遭遇內外阻力
17世紀左右，歐洲社會正在孕育著近代文明世界的催生，以航海貿易和在世界各地經營殖民地為特征的世界性經濟交流剛剛拉開帷幕，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先后在世界海洋上縱橫捭闔進行冒險征服。當歐洲人在世界無序狀態(tài)和叢林原則主宰下建構著現代世界體系的雛形時，那些順勢而為的國家都先后為自己進入現代國家撈到了“第一桶金”，從而確立未來幾個世紀在世界上的強勢地位。當世界進入醞釀著新時代的轉型期時，中國正值明末清初的改朝換代期間，西方殖民主義伸入印度洋、太平洋的觸角，也無意中把活躍于東南沿海的海商、海盜們卷進海上這場角逐。當時先后縱橫于海上的海盜、海商集團有王直、林立、吳平、曾一本、林道乾、林鳳、鄭芝龍、劉香等。他們的社會屬性正是西方學者所認為的資本主義萌發(fā)期的“商業(yè)-軍事復合體”，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里，他們被官方一直視若洪水猛獸。一旦我們跳出了中國歷史循環(huán)內評估歷史事件的傳統(tǒng)、跳出傳統(tǒng)政治統(tǒng)治觀念的局限、拋棄與官方為敵非賊即匪的潛意識，而在世界的變化中、文明發(fā)展的過程中評估歷史事件的意義，我們會發(fā)現：明末清初的中國海商或海盜除了本土文化賦予他們的意義和身份外，都不同程度地加入到世界近代殖民主義的潮流，參與了近代世界政治經濟體系形成的最初過程。
期間最有殖民傾向的代表性人物為林道乾和林鳳。林道乾的勢力曾到達臺灣、安南、呂宋、暹羅、柬埔寨等地區(qū)和國家。期間亦商亦盜，時而被招撫，時而復叛，他的海上奮斗最終以定居于今泰國北大年而告終。林鳳是廣東潮州饒平人，1574年11月底(萬歷二年)，林鳳得知菲律賓的西班牙守軍兵力單薄，率62艘戰(zhàn)船，2000名戰(zhàn)士，2000名水手，1500名婦女、兒童，還有大量牲畜、農具、農作物種子，前往馬尼拉攻打西班牙殖民者，因西班牙人武器先進和戰(zhàn)術失誤，以十倍于敵的兵力進攻仍被擊敗。林鳳退居玳瑁港立國稱王。1575年8月，在西班牙和當地土著聯合進攻下，林鳳退出菲律賓，逃至海上。在他突圍前，明朝福建水師把總王望高率領的艦隊也追蹤至菲律賓，與西班牙人會合。但西班牙人怕中國以后染指菲律賓，婉言謝絕福建水師加入作戰(zhàn)，聲稱自己有足夠的力量消滅林鳳殘余兵力，不必麻煩明朝水師了。林鳳殖民菲律賓失敗后，回到臺灣附近海面，繼續(xù)與官府周旋，最終無力復振，部下接受招撫，被解散歸還原籍，本人卻隱姓埋名，不知所終。
林鳳的馬尼拉之戰(zhàn)被后來的學者認為：“在這場激烈的浴血廝殺中，雙方的參戰(zhàn)者都沒能意識到：他們正在歷史的交叉點上激戰(zhàn)，而這場看似小小的戰(zhàn)斗，將決定誰是太平洋的真正主人。西班牙人如果戰(zhàn)敗，他們就將失去剛剛獲得的戰(zhàn)略據點菲律賓，進軍中國的稱霸世界的偉大夢想將成為泡影;而中國人如果勝利，則將獲得一塊肥沃的殖民地，在南洋深處建立起又一個龍的國度。”
從殖民主義角度看，林鳳對馬尼拉的遠征，可謂與西方爭奪東方殖民地而大動干戈的先鋒型人物。表明個別中國人參與了全球近代化的過程。荷蘭占據臺灣是地地道道的殖民行為，鄭氏集團用武力占據臺灣之舉，除了收復故土的愛國主義性質之外，也是符合當時盛行的海上殖民的行為方式，即用武力奪取海外新的土地，移殖人口、建立地方政權，建立東亞貿易秩序，并兩次打算進取菲律賓，應該說也具有卷入了以殖民開拓為特征的世界近代化進程。
鄭氏集團與海權實踐
鄭芝龍是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鄉(xiāng)人，后入伙東南海商李旦、顏思齊集團，李、顏死后，鄭芝龍成為首領。當時遠東形勢是英國和荷蘭先后在1600年1602年成立了各自的東印度公司，開始殖民擴張。1622年，英荷雙方組成聯合艦隊，遠征東方，是年，荷蘭占領了臺灣。曾有學者指出：“十七世紀初，荷蘭占領臺灣，其重要目的有二，一是軍事意義，即以臺灣為據點，扼住葡、西兩國的貿易路線，破壞敵方貿易;掩護本國船只，俾貿易可使安全。另一方面是經濟的意義，即以臺灣為根據地，俾能在國際貿易中活躍，其實臺灣曾在荷蘭的東方貿易中成為極重要的轉嫁基地，獲益甚巨，而荷蘭在臺灣貿易的盛衰，完全看大陸供應是否充裕，其與大陸的情勢相表里?！?/p>
鄭芝龍海上集團與明朝官方幾經周旋后接受招安，他的身份在海盜、海商、官軍三者之間變換，左右逢源，逐漸發(fā)展成為東南沿海最大的軍事商業(yè)勢力，并和以臺灣為據點的荷蘭殖民勢力發(fā)生碰撞。這種碰撞就其經濟社會性質而論，屬于兩個海洋社會之間的沖突，而具有資本主義初期萌芽的性質，誠如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麥克尼爾教授認為的“商業(yè)-軍事復合體”。鄭氏集團等明末清初的東南海上商業(yè)軍事集團可謂中國本土自發(fā)產生的“商業(yè)-軍事復合體”。鄭氏集團內連大陸、外接大洋，建立起龐大的商業(yè)貿易網絡“五商十行”，分為山海兩路。其中山路五商總部設在杭州，《明季北略》和《談往》都記載鄭芝龍“置蘇、杭細軟興販各國”?！拔迳淌小背俗鲑Q易生意外，還兼有打探政治軍事情報的間諜網的功能。鄭氏集團外販內銷，時時與荷蘭人發(fā)生貿易沖突，以至兵戎相見。
1633年，荷蘭人為迫使鄭氏集團斷絕同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貿易、壟斷海上貿易，對南澳、廈門等地進行一系列的騷擾襲擊后，在料羅灣與鄭芝龍指揮的艦隊發(fā)生激戰(zhàn)，一方是鄭氏集團為主的龐大艦隊150艘戰(zhàn)船，一方是荷蘭與海盜劉香組成的聯合艦隊59艘戰(zhàn)船。明朝艦隊以上百艘滿載燃燒物的輕便小船抵近火攻，焚燒并擊沉荷蘭主力艦9艘中的4艘，俘虜1艘，劉香部全軍覆沒。
這一戰(zhàn)決定了鄭氏商業(yè)軍事集團在東亞海上的強勢地位，將軍事上的制海權和海上貿易的壟斷權一舉拿下。海上貿易之實惠，很長時間為鄭氏集團所獨占。時人記載：“我朝嚴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而商賈壟斷，厚賂守口官兵，潛通鄭氏，以達廈門，然后通販各國。凡中國各貨，海外皆仰資鄭氏。于是通洋之利，惟鄭氏獨操之，財用益饒?！编嵤霞瘓F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沖突說到底是為了爭奪東亞海上貿易控制權。料羅灣海戰(zhàn)反映了海洋文明之間競爭的規(guī)律--制海權決定商業(yè)貿易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