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迅速登上德國歷史舞臺：魏瑪政權的變亂

評判德國走向獨裁之路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是：誰是獨裁者？是希特勒嗎——或者說，僅僅是希特勒嗎？倘若，德意志的決斷性和獨裁傾向僅僅是一種文化思潮，那么，希特勒就很難以政治領袖身份俘獲民心;如果獨裁的選擇僅僅出自希特勒和納粹黨的圖謀，那么，獨裁的希望就會淹沒在民主化的浪潮中。

遠遠不止這些。

德意志的獨裁傾向，在魏瑪后期具有了全民性。它不僅表現在文化思潮中，也表現在政治抉擇中;不僅出現在公眾的意識中，也出現在他們的熱切期盼中;不僅出現在作家、思想家的作品中，還出現在政治家的暗室密謀中——如此，希特勒既是德國走向劫難的原因，他同時也是結果：當興登堡總統宣布任命希特勒為德國總理的時候，德意志的噩夢開始了。潘多拉的魔盒里沒有天使。

魏瑪黨爭給共和國的穩定帶來許多不確定性和風險。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又使拯救德國經濟的楊格計劃尚未實施即告破產，德國經濟陷入一片恐慌，使原本脆弱的德國政治生態變得更加動蕩。

在這個世界上，任何時候都不缺少野心家，他們一有機會便要向公眾展示自己的政治能量。庫爾特·馮·施萊歇爾，這個來自國防部的少將，作為部辦公室主任，他的野心在混亂中急劇膨脹，屢屢試圖操縱魏瑪政局。

在經濟危機爆發前的1929年初，德國的失業人口已達到兩三百萬，20%的工會會員失業。經濟危機的爆發，導致德國財政幾近枯竭，執政的左翼社民黨總理米勒政府提出了一項增稅計劃，但沒有得到國會批準。于是，施萊歇爾出場了。

經濟危機的猝然而至，使德國人感到了驚慌。一位經濟學家在1929年底的一篇文章中預言：“如果這一切不是欺騙的話，那么，1930年一定會給德國的民主帶來危機。”一位州長在給妻子的信中寫到：“人人都感到軟弱、無能，我們感到整個政府體制都顯得軟弱無能……議會無法解決其嚴重的內政問題。如果有一個獨裁者能維持十年之久，這是我所希望的。”稍后，這位州長又寫到：“獨裁！讓我們自己來掌握命運吧！”

政局的動蕩，導致德國人對民主體制產生了嚴重不滿和普遍的不信任。各個政黨面對混亂，也不是從民主制的原則入手，而是頻頻向總統求救。興登堡，這位普魯士人“他原本就是在專制國家的精神境界和情感環境里成長起來的，根深蒂固地不信任所有政黨”。作為共和制度下的德國總統，卻更像一位代理皇帝。

施萊歇爾意識到了米勒政府的無能，明確提出“最好是政府的方針向右轉”——這標志著社民黨執政末日的來臨，極右翼的納粹運動不再是社會運動，他們準備登堂入室了。而施萊歇爾，他基本不是一個國家社會主義者，只不過是一個老派的右翼政治家，但他同時還是一個陰謀家，被后來歷史學家普遍認為是“一位邪惡的奇才，熱衷于搞陰謀詭計”。米勒政府在施萊歇爾操縱下終于垮臺，施萊歇爾“右轉”的夢想就要實現了。

魏瑪憲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總統有解散國會的權力，同時五十二條又有任命總理的權力。一旦政治失序的時候，總統的權力就顯得特別巨大。當魏瑪共和國的總理們每每感覺無力控制局面，便謀求總統的支持。米勒之后的德國政府總理人選出現顯著變化，這個位置不再需要得到議會信任，而是由總統直接任命。民主制度下的共和國總理們，卻揣上了一顆獨裁的心，自米勒之后的三任總理莫不如是。

米勒政府倒臺后，1930年3月27日，中央黨國會黨團主席海因里希·布呂寧首先成為興登堡總統直接任命的德國新總理。這樣，他的執政就不再是對議會負責而是對總統負責，不得不依賴于總統的信任，而在總統背后操縱的卻是施萊歇爾陰謀集團。布呂寧本人是一個正統而老派的政治家，不愿意自己成為傀儡政府的總理，當他的執政計劃沒有滿足利益集團的要求時，于1931年被迫改組政府，把施萊歇爾招進了內閣。即便如此，他還是很快失去了興登堡總統的最后信任，1932年5月30日被迫向總統提出辭職。

接著是弗蘭茨·馮·巴本，做了170天的總理，再接著是施萊歇爾這個陰謀家，他于1932年12月3日如愿以償登上了總理寶座，他們都毫無例外是興登堡直接任命的總理。施萊歇爾是一個優秀的陰謀家，卻不是一個優秀的總理，他在總理的位子上僅僅干了55天，于1933年1月30日被希特勒取代——這是興登堡直接任命的第四位總理，第三帝國開始了，德國的噩夢、猶太人的噩夢、民主和自由的噩夢也同時開始了。

半年后，施萊歇爾死于另一場更大的陰謀——他被希特勒謀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