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總理唐紹儀為何慘遭錯殺：唐紹儀遇刺真相

當時國民黨政府已在事實上承認“錯殺”，所以事發之后，軍統即于10月1日建議“專電慰問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唐紹儀與日偽往來，但終究沒有扮演傀儡角色，還表示“作傀儡則萬難辦到”的決心，可稱“ 晚節未失”。唐紹儀之死應該說是“晚節未失，慘遭錯殺”。

在民國初一二十年間，唐紹儀可說是聲名顯赫，在政壇上極為風光。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竊取臨時大總統之職，唐紹儀出任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后追隨孫中山先生南下護法。1919年南北議和時，唐紹儀為南方首席代表，舉重若輕，唇槍舌劍，充分顯示了他的政治與外交才干。1924年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唐紹儀開始從政治上淡出。蔣介石上臺后，他也只以黨國元老自居，擔任一些閑職，如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等職，蔣聘他為高級顧問，他拒不到任。平日或游山玩水，或閉門吟詩，對政治似乎是不聞不問。

1932年，南京政府批準廣東中山縣為模范縣，任命唐紹儀為中山縣長。中山雖是縣制，但因是中山先生的故鄉，名門大族集中，且行政上自治，地位特殊，經費充裕，也并非一般人所能染指。唐紹儀本是中山人，不嫌官小，欣然前往擔任縣長。不料好景不長，唐紹儀得罪了兩廣實力派人物陳濟棠，連個小小的縣長都做不穩，后來矛盾激化，被排擠出廣東這塊地盤。他原本志不在此，從中山縣長任上退下來后，干脆來滬做寓公。毛澤東曾在文章中提到，要能上能下，上能做內閣總理，下能當中山縣長，這個人就是指唐紹儀。

經過如此漫長的政治生涯，卸下公職的唐紹儀，優哉游哉之中，不免有一種寂寞之感。他住進上海法租界福開森路(今武康路)的一座花園洋房里，偌大的樓房和草坪，只有幾個仆人與他住在一起。不久，“八一三”抗戰爆發，日本大兵在上海耀武揚威，海軍陸戰隊的刺刀閃爍著逼人寒光，一卡車一卡車地開來駛去。但唐紹儀所在的法租界依舊燈紅酒綠，洋溢著迷人的異國情調，只是大批的難民涌進，給這畸形的繁華景象籠罩了一層陰影。

唐紹儀的別墅附近，法租界警方采取了特別保衛措施，派出不少安南巡捕往來巡邏，并在門口設崗，不準閑人隨便進出。既然如此，他也就樂得逍遙自在，深居簡出，暫且做做海上寓公，待機再起。每天早上，先到四馬路(今福州路)上的杏花樓喝早茶，除了精美的廣幫糕點外，他還要喝點人參湯、鹿茸湯之類，以補養元氣。平素在家中，則以欣賞古玩自娛，尤對瓷器有特殊興趣，可謂行家里手，面對歷朝珍品，每每摩挲把玩，愛不釋手。不想以后的殺身之禍，竟也與此直接有關。

腳踏兩頭船惹禍上身

唐紹儀畢竟不同于一般的租界寓公。日本侵略軍當局在占據上海后，便打起了唐紹儀的主意，秘密制定所謂“南唐北吳計劃”，其主要內容是“起用唐紹儀及吳佩孚等一流人物”，“建立和平政權”，以取代蔣介石為“談判”對手。在華的日軍大小特務，紛紛奉命出動，從各方面加緊策劃，很快，唐紹儀與日本特務秘密接洽的流言就傳開了。

事出有因。9月下旬，日本駐中國特務機關長、老牌特務土肥原來上海，想與唐紹儀秘密接洽合作計劃，勸其出山做總統。那天，土肥原由唐的 “乘龍快婿”、清末兩廣總督岑春煊之子岑德廣陪同，坐車前往福開森路唐宅。岑由日本貴族學校出身，此時早已在上海落水，因精通日文，故由他兼任翻譯。據史料記載，在這次會談中，土肥原曾小心翼翼地試探：“閣下能否起草一份‘和平通電’或‘和平救國宣言’？這是我們建立新政權的第一步。”至于這次會談的內容和結果，迄今不得而知。

土肥原對唐紹儀有興趣，并非他僅是一個值得抬出的大人物，而是認為他有一定的親日思想和泛亞主義情緒。兩人也不是初交，早在抗戰前就有交往。對于外間紛紛揚揚的傳言，唐紹儀也只以外交辭令推托道：“一生政治活動中，對于外間任何謠傳，皆視為癡人說夢。”

潛伏在上海的軍統特務，自然不敢懈怠，對唐紹儀的一舉一動，監視嚴密。軍統頭子戴笠，正因近期的情報和除奸工作開展不力，受到上峰批評，正惴惴不安之間，見到手下送來的唐有落水可能的情報，喜出望外，以為有了一個重大的除奸對象，一面立即把情報轉呈蔣介石過目，一面又命令手下加緊監視，哪怕雞毛蒜皮之事也須一并報來，不得延誤。

蔣介石得知唐紹儀與日本人接觸頻繁，十分不悅，但又有所忌諱。唐紹儀雖已退出政壇，但畢竟是國民黨的元老，如果果真落水，豈不壞了國民黨政府的名聲？但倉促下殺手，又查無實據。遂先禮后兵，通過各種關系，對唐進行籠絡，饋贈津貼，委以官職。孔祥熙就對他說，“少老(唐紹儀字少川)如有所需，擬請隨時電告。”唐的另一個女婿諸昌年，也受指使來滬，勸其脫離日偽包圍，移居香港，若能先到武漢，當委以外交委員會主席之職。戴笠根據蔣介石的意思，也叫杜月笙從香港寫信給他，勸他赴港居住。面對這些規勸唐紹儀回答說：“請諸位朋友放心，我唐某寧做亡國奴，不去當漢奸。若有機會，一定去港。”又說：“等把上海一些家務事料理完畢后便動身。”話是如此說，卻一直遲遲未見動靜。不久，戴笠便發出了刺殺令。

大花瓶里的小鋼斧

法租界唐寓，宅前巡捕警戒森嚴，家中保鏢仆人眾多，并不是一個理想的暗殺之地。戴笠從8月間布置下手，到9月30日唐紹儀被刺身亡，先后設計過幾個方案，但均因種種原因作罷。后來他們探知，唐紹儀平時喜歡收藏古玩，對歷代瓷器珍品最是喜歡，一直不惜高價搜求。這正是天賜良機。

幾天之后，軍統安排的內線謝志磐帶著身著便裝的軍統人員，冒充古董商人，駕車直開唐宅。謝是唐紹儀一個故友的弟子，常去唐紹儀處走動，這次也被軍統設計收買。他們一行來到宅前，安南門衛搜身甚嚴，但除了幾件古玩外，并無破綻。管家把他們一行人領到會客室坐定后，唐紹儀緩緩從樓上下來，謝志磐趕忙趨前，臉上堆出笑容：“老爺，法租界難民中不少人帶有值錢的古董，愿廉價出讓。”又指著這幾位“古董商人”說：“他們知道老爺喜歡，特選幾樣送來。恭請老爺過目。”說完，遞過幾個裝有古玩的錦繡盒子。

唐紹儀手拿放大鏡，對幾件古玩一一仔細觀看，連聲贊道：“好東西！好東西！你們開個價吧。”謝志磐隨便報了價，買賣就算成交了，幾位神秘的古董商人揚長而去。原來，這只是軍統行動人員的一次演習，以確保今后下手萬無一失。他們以后又來了幾次，幾次下來，他們發現唐紹儀對古董簡直到了入迷的程度，總是親自接待來訪的古董商，對特別珍貴的貨，還要屏退仆役，關緊房門，不讓外人窺見。這正是下手之機。

一個周密的暗殺方案定下了。9月30日上午，秋風細雨，沉沉陰霾。一輛藍色轎車直駛唐宅大門口，從車上走下謝志磐與另外三個人，安南門衛見是熟客，拉開鐵門放行。謝身穿藍色西裝，老牌軍統特務趙理君扮作古董商，著淡灰色嗶嘰長衫，兩人并肩而行，后隨軍統殺手王興國、李阿大，一色伙計裝束，提著一個裝有古董的大皮箱。箱內確有好貨：一只南宋御制大花瓶，一把據說是抗倭名將戚繼光所佩之劍，另有古玩數件。尚有鋒利的小鋼斧一把，就藏在那只南宋大花瓶內。

一行四人來到客廳，管家早已上樓稟報唐紹儀，說謝大少爺又帶人來出售古董，請老爺下樓過目，不多時，唐紹儀下樓與來人略事寒暄。賓主坐定后，趙理君先抽出那把寶劍，走到唐紹儀面前，口稱：“此劍系戚繼光抗倭時所用，價值連城，請唐總理過目。”唐紹儀接過寶劍，略一把玩，眉頭微皺，擺出一副鑒賞行家的口氣說：“恐非真物也。明朝軍人已多佩刀而不佩劍，時戚將軍與倭寇鋒鏑對峙的，也是有名的日本倭刀。”兩人討價還價，爭執不下。這時，唐紹儀為緩和一下氣氛，對站在一邊的傭人說：“給客人點煙。”但房間內找不到火柴，傭人即出外去取，趙理君見時機已到，用眼色示意李阿大下手。

當唐紹儀轉身低頭凝視其他古玩時，李迅速從南宋花瓶內取出小鋼斧，繞到唐的背后，照著其頭顱猛然砍下，唐紹儀不及哼聲，便頹然倒下，當時腦漿飛濺，鮮血噴涌。趙理君見大功告成，讓眾人趕快出門上車，臨到房門口時謝志磐與趙理君口中振振有詞，連稱：“唐總理不必送了，留步，留步。”帶上房門出來，四人又齊向門內一鞠躬，顯得異常恭敬，門外的保鏢、仆人見這般光景，也無疑心。他們緊一步慢一步地出得門來，坐上那輛一直沒有熄火的藍色轎車，風馳電掣般駛去。幾個仆人隱約記得車牌是6312號。

戴笠殺人滅口

法租界巡捕房接得唐紹儀被刺報告后，迅即出動大批武裝巡捕奔赴現場，另派裝甲車一輛鎮守要道路口。同時，用電話通知各處巡捕房，注意緝捕6312號藍色轎車。中午時分，一輛裝甲車在麥琪路(今烏魯木齊中路)姚主教路口，找到了空無一人的藍色轎車。經查，該車車號為6312，系某出租汽車公司所有，于數天前被一身份不明的人租去。兇手顯然有備而來，這條線索就此斷了。另一路巡捕根據唐家人提供的謝志磐家地址，直撲法租界拉都路(今襄陽南路)275號搜捕，但早已是人去樓空了。

唐紹儀被刺后傷勢極重，急送附近的廣慈醫院搶救，到達醫院時已奄奄一息。醫生給他打了強心針，又輸血2000cc，仍不見效，神智一直處于昏迷狀態。當天下午4時，唐紹儀終告不治。第二天，上海各報紛紛登出消息：“唐紹儀被刺殞命”。在法租界捕房驗尸后，尸體由唐氏親戚子女具結領去，后于膠州路萬國殯儀館設禮堂祭奠，身后事倒不算寂寞。

再說幾個刺客輾轉逃脫后，徑直投到重慶戴笠門下邀功請賞。趙理君被委任為軍統局第三處行動科上校科長，王興國、李阿大也各有所用。唯那個被收買的謝志磐不夠老練，事后一直驚惶如喪家之犬，又因與唐紹儀有特殊關系，逃到重慶后便有點精神失常，時常自言自語地說：“我對不起唐伯伯！”也無法安排他工作，讓他在一家旅館暫且住下。不久，據說得了精神分裂癥，被送入一家醫院診治，關在一間特別監護病房中，但毛病反而越來越重。他偷偷地在身邊褲袋里裝了一支手槍，說是有人要加害于他，一只手總是插在褲袋里。一天，重慶偵緝所的幾個特務前往這家醫院公干，發現謝的病房緊關著門，便從門上氣窗探看，謝一驚之下，拔槍便射，這幾個一齊還擊，當場打死了謝志磐。事后有人說，這是戴笠的殺人滅口之計。

首任民國總理慘遭錯殺

清末民初政壇上曾有一位涂抹著歷史過渡時期濃厚色彩的著名人物，那就是晚清尚書、民國首任總理唐紹儀。他宦海浮沉五十年，經歷過若干重大政治風暴和漩渦，終而死于非命，成為一位引人爭論的歷史人物。

唐紹儀雖在清末居于高位，但他既不是書香門第，也不是封建科舉制度下的“正途”出身。他于1862年1月2日出生在廣東香山縣唐家灣一個有一定“洋味”的家庭中，父親唐巨川是茶葉出口商，族叔唐廷樞是李鴻章手下的洋務人員。唐氏本人則在二十三歲時就以清朝第三批留學生資格出洋。經過七年苦讀，接受了西方教育后便奉命歸國任職，不久即被派往朝鮮，開始了在朝鮮的十六年外交生涯。他在這段漫長的宦途中不僅歷練了政務才智，還結識了野心勃勃的袁世凱。

他在袁世凱的支持下，清末任津海道、郵傳部尚書;民國建立后唐被優選為首任總理，成為顯赫一時、享譽中外的政壇人物。抗戰發生后，他由香港還居上海，由于他的政治聲望引起敵偽的注意，故被視作“以華制華”傀儡的最佳獵物，計劃由唐組織全國性偽政府，取蔣介石地位而代之。日本許多特務首要如谷正之、土肥原等和漢奸陳中孚、溫宗堯等頻繁往來于唐府，于是唐紹儀出任偽職之說通過各種渠道在流傳散播。

唐紹儀是歷經政治風云，老于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對于自己出處的榮辱得失，是有充分考慮的;但又以身居日寇包圍中的孤島上海而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與各方曖昧不明的態度，這就不能不引起各方的揣測，而置自身于險境。

國民政府在抗戰初期還有所顧忌，不敢公然與日偽勾結，若唐紹儀出主南北統一的偽政府，可能會拉走一些黨國顯要而使其大掃面子，這對蔣介石的地位顯然構成威脅，加以傳說蔣與唐曾有宿怨，因此決心演出殺雞儆猴的把戲來威懾異己，而責成軍統執行。

1938年9月30日晨9時許，經過軍統方面的精心策劃安排，一輛黑色小轎車載著三個不速之客停在福開森路上一座漂亮的花園樓房前，兩個商人打扮的人各攜小木箱，另一人原系唐府舊隨從人員謝志磐。正因為謝是經常來往的舊人，所以應門者毫不猶豫地將來客讓入客廳，并從樓上請下主人后即退出。時間僅僅只有十幾分鐘，客人就攜箱辭出登車疾馳而去。正當門衛有所疑惑時，客廳中已傳出主人被害的呼叫聲。原來唐紹儀已被謝志磐等三人奉軍統之命所砍殺，橫尸廳堂。次日，這一驚人消息不僅遍及滬濱，而且各報又競相刊發具體情況，成為社會各界議論不休的話題。

刺唐殺手無疑是軍統所派，據臺灣出版之《中外雜志》所載軍統北平站站長的回憶錄中說：“因唐已定意作漢奸，故予處決。”此為“必殺論”。

1987、1989年曾在珠海召開過兩次唐紹儀研討會，唐紹儀之死成為會議的熱點，沈醉先生也與會并發表了意見。他原是個中人，應該深知其事，并能作出準確解釋和判斷的。他認同刺唐是軍統的奉命行事，但卻稱這是“誤殺”。我不能茍同“必殺”與“誤殺”的說法而在會上提出了“錯殺論”。所謂“ 必殺”者是罪有應得之殺;“誤殺”則是二人同行，應被殺者未中而不應被殺者卻被殺，方能稱為“誤殺”，以示被誤殺者為無辜。軍統刺唐則是處心積慮，精心策劃，由專人執行專案，斷然“處決”未構成犯罪事實的“罪犯”，豈非“錯殺”！

當時國民黨政府也已在事實上承認“錯殺”，所以事發之后，軍統即于10月1日建議“專電慰問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10月5日，由國民黨政府明令褒揚，撥發治喪費5000元，宣付國史館立傳以掩飾其“錯殺”之誤。唐紹儀與日偽有所往來，態度不夠明朗，確實未能善保晚節;但終究沒有扮演傀儡角色，而且還表示過“如要我和子玉(吳佩孚)出作傀儡則萬難辦到”的決心，則仍可稱“ 晚節未失”。對于唐紹儀之死應該說是“晚節未失，慘遭錯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