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手下奴才非法獲利的和珅 為何難逃死刑

和珅并非電視劇中那樣是一個不學無術的奸佞小人，歷史上真實的和珅，長相清秀、文武全才，據《和珅列傳》載，和珅精通滿、漢、蒙、藏四種文字，英文也能對答如流，乾隆的對外交流大多也安排他做翻譯。

清嘉慶四年正月(1799年2月)，大清國發生了兩件令人震驚的事情。先是正月初三(2月7日)，太上皇乾隆駕崩;五天之后的正月初八(2月12日)，權傾一世的和珅被下詔責罪，10天后賜死。滿朝官員和百姓對未來充滿了悲哀、恐懼與沉重。習慣在被奴役中工作的官員，面對一代英主的逝去是悲傷，更是無所適從。而和珅的倒臺更是加重了他們對朝廷未來的擔憂，面對巨變，除了知道和珅巨貪外，很多人甚至都還弄不明白和珅聚集財富的方式和技巧。即使今天，我們看到和珅貪腐數量時依然會思考，一個擁有巨大權力和財富、權傾一世的政府高官，一個極具政治影響力的人物，為什么就這樣在眾目睽睽之下，升官、貪腐、發財，然后快速死去？

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死于虛歲50，正是一個高級官員躊躇滿志、年富力強的時候。年幼的和珅，三歲喪母、九歲喪父，繼母持家，備受不公，青年的和珅因家道中落，并不得志，考進士也名落孫山。直到18歲娶了大學士英廉孫女馮氏后，經英廉指點，才找到接近皇帝以獲快速提升的途徑。結婚后的第二年，和珅放棄科舉，以秀才身份世襲三等輕車都尉，相當于進入大清“中央警備局”當服務員。三年后和乾隆的一次偶遇，開啟了和珅“直升機式”升遷的輝煌人生。

從和珅的年譜中不難發現，和珅是一個“帶病提拔”的官員典型，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23歲的和珅開始飛黃騰達，到嘉慶四年(1799年)被嘉慶皇帝賜死的28年間，和珅因為貪腐、舞弊被撤職、降級共計6次之多。和珅屢降屢升的訣竅在于“阿上治下”、“善揣上意”。《清史稿》載：“高宗(乾隆)若有咳唾，和珅以溺器進之。”一個大臣，在皇帝面前做太監應該做的事情以表忠心，焉能不被寵信？和珅在皇上面前的表現，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作秀”。如同一個部長春節跑到火車站看農民工買火車票是否方便一樣，他知道上面喜歡看到自己什么樣的表現。

“帶病提拔”是大清帝國任用官員的主要模式，對于深諳此道的乾隆皇帝而言，他“處于理想高尚而行為卑劣的矛盾狀態中”(費正清語)。乾隆知道自己要成為一代明君，最重要的一點是在于能否有效地駕馭文武百官，而駕馭官員最好的辦法就是通過“密折”的方式“揪辮子”。所以，乾隆對和珅的降級、查辦不過是一次一次在獲取和珅的忠誠。

當然，和珅并非電視劇中那樣是一個不學無術的奸佞小人，歷史上真實的和珅，長相清秀、文武全才，甚至傳言他和被乾隆處死的一個妃子極為相似，方才獲得圣上信任。據《和珅列傳》載，和珅精通滿、漢、蒙、藏四種文字，英文也能對答如流，乾隆的對外交流大多也安排他做翻譯。加之和珅清秀文雅的長相，自然能夠讓外界產生更多的好感，怪不得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在其回憶錄中數次稱贊和珅，并稱和珅為“中國首相”，稱贊其是“成熟的政治家”。

滿族原本是部落戰士，搖身一變成為農業中國的統治者，他們同當時長江一帶和東南沿海生機勃勃的商賈文化格格不入，開國之初《大清律》就禁止旗人做生意、種田，誰做懲罰誰。在嘉慶《責罪詔》中列和珅20條罪狀，時至今日能激起民憤的主要是最末幾條，包括“私開當鋪斂財”和“下人劉全獲利不當”。而其余十幾條大多屬于“逾制犯上”，從現代政治角度來看，并無太多不妥。根據《清宮檔案揭秘》載，和珅除買官、賣官外，大部分財產是來自經商所得，因為英國人馬戛爾尼談判口岸開放的原因，和珅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官僚買辦，也算是開了官商勾結的先河。

《大清律》明令禁止旗人經商，這種情況下，很多旗人的做法是用自己身邊的漢人為自己經商。而和珅的商業代理人就是“包衣奴才”劉全。據記載，和珅當年被查處的財產，有房屋3000間、田地8000頃、銀鋪42處、當鋪75處等商業性機構，大多是由其下人劉全打理。而在大清帝國嘉慶皇帝看來，劉全的錢就是和珅的錢，而非后世有關部門認為的無關———雙方雖然沒有委托關系、沒有書面的契約，但仍然不能改變這些財產的屬性。嘉慶從密折中知道，和珅請客、送禮、買官、撈人都是從劉全經營的錢莊、當鋪等處出錢，所以和珅是難逃一死。就像今天很多“影子儲戶”或“影子股東”，代替一些身份敏感的人持有很多存款、股票一樣，雖然沒有契約，但他們其實就是這些敏感人物的“錢袋子”。

如果把和珅的案子向后推200年，我相信民意也是和珅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但是，劉全打理的資產，是應該算劉全的不當獲利，還是和珅的貪腐所得？這可能會成為各方精英爭論的一個熱門話題。哪怕在今天的美國社會，權力和財富依然是一對密不可分的孿生兄弟，商人希望通過各種方式去影響公共政策為自己謀利，政治家也需要“政治獻金”為自己競選鋪路。因此，官僚與商人為“共贏”結成利益聯盟。好在美國對此做了詳細的法律規定，比如幫助政治人物參加選舉的政治捐款，法律就規定了捐款的上限，公布競選財務明細等等。試圖通過秘密政治捐款影響公共政策，獲取不當利益的個人或企業，一旦被發現都會被繩之以法。

和珅被嘉慶皇帝迅速賜死繼而宣布結案，代表著嘉慶皇帝“維穩”和“揪辮子”的雙重政治手腕。因為和珅的死和有關貪腐舞弊案調查的停止，讓其他與和珅有牽連的黨羽獲得安寧，并歸順于本朝，給當朝的文武百官吃了一顆定心丸。雖然如此，制度性的腐敗并沒有因為取和珅性命而阻止大清帝國從繁榮走向毀滅。

《清史稿》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和珅見乾隆皇帝對納賄、貪贓深惡痛絕，幾番下圣諭要官員潔身自好、奉公守法，便鼓動同黨海寧舉奏軍機大臣兼云貴總督李侍堯貪腐，并親赴云南查案。辦完此案的和珅讓乾隆大加賞識，一年之內，即升和珅為戶部尚書、御前大臣、補鑲藍旗滿洲都統、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四庫圖書總管和理藩院尚書等職，其子也被乾隆賜名豐紳殷德，指為公主的額駙。乾隆的提拔讓和珅對大清朝清除腐敗充滿了信心，另一方面，也為和珅日后的貪腐埋下了伏筆。

故事的發展是，和珅上奏建議將李侍堯“斬立決”(死刑)，而乾隆就是不批準，最后判為李侍堯“斬監候”(死緩)。而李侍堯被判“斬監候”不足半年，又被乾隆重新啟用“賞給三品頂戴，并戴花翎，赴甘肅總辦軍務。”月余，又異地任命，封李侍堯為陜甘總督。最讓人跌破眼鏡的是乾隆最后還以毒攻毒，派李侍堯協同欽差大學士阿桂查處甘肅賑災貪腐案。一個死緩的貪腐官員又一次走向人生的輝煌。

回看清朝的吏治，殺貪官并不能阻止朝廷的腐敗與滅亡。乾隆沒有殺李侍堯，有了一個和珅;嘉慶殺了和珅，貪腐的同黨又前赴后繼，殺貪官成了嗜血的反腐游戲，在這樣的游戲中，一個又一個的封建朝廷迎來了自己的終結。